日本的文化很多可以在中国找到其根源。中国更是一个伦理人治国家。王亚南说：“本来在统一的专制政治局面下，始终存在一个统治上的矛盾：一方面要尽可能使普天之下都收入版图，接受治化，同时，扩充的版图愈大，要使宇内道一风同、心悦诚服就愈感困难。为了解决这个治化上的矛盾，自汉朝武帝君臣起就多方设法推行儒家的纲常教义……所以，儒家的‘大一统’，由尽量扩大政治版图所造出的上述统治上的问题，就由其尽量推行纲常之教或伦理的治化，而相当的得到解决。”[3]以德治国，则治国者的政府官员必须强调自身的道德修养，只有“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官员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楷模，示范和推广儒家的道德。德化的过程，作为结果也作为目标，必然建立了普通老百姓与各级官僚阶层之间的亲和力和信任感，对政府的依赖感和信任感是中国人传统心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一般把行政机构视为“父母官”。行政机关具有崇高的权威地位。“官僚系统具有极高的权威，并有强大的力作为后盾，用权威主义来统治社会。”[4]行政机关也强调“爱民如子”、当好父母官。在传统里非常强调“其乐也融融”的官民关系，常常将官民关系比作“鱼水关系”。另外，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强调权变性，这也是行政指导在中国运行的文化条件。“传统行政文化的权变性，在其行政原则上表现为善于圆融而运用权变，避免行政僵化而维护其统治权。”[5]
重伦理，重机变，是中日行政文化的共通之处，也是行政指导产生的共同的文化原因。但日本的官僚制不仅仅是一种身份等级制的统治和服从的体系，而且是一个技术权限体系。行政机关的权威地位既有传统文化的支持，又有制度上的支持，严格的教育和选拔制度作为非常重要的因素支撑了行政机关的权威地位。而中国无论在现代还是古代，官僚体制缺乏的恰恰是它作为行政力量应该具有的技术特征。在古代，“自从科学制度确立以来，应试的基本要求就是熟知儒家经典和撰写文章诗赋。因此，读书人将精力全都放在这些科目上了。一旦通过了考试，就要被授予官职，处理行政事务。这并不是说他已经具备充任官职的必要知识；恰恰相反，他们对行政管理毫无准备”[6]。到当代，由于建国后的曲折过程，官员的文化素质尤为令人担忧。
如此，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柔性的行政管理方式，在重伦理其实也就是人治的社会可能产生。我们宣扬行政指导的价值，在注重它的谐调机变等价值的时候，恐怕还要注意它的出身，作为差序格局的产物其自身就有着和法治相反的价值烙印，同时在中国恐怕得更加强调行政指导的科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