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辅助生殖技术帮助女性运用自身卵子并自身怀孕
在此种情况下，不管是单身女性怀孕（在法国，生物伦理法律草案明确规定，人工授精手术的实施仅限于不能生育的夫妇，同性恋者和单身妇女禁止使用。在瑞典，只有结了婚的妇女或处于同居状况的妇女才可以接受人工授精。而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中，独身并不构成生育的法定障碍，未婚妇女有接受异质人工授精生育子女的权利。转引自：冯建妹：《生殖技术的法律问题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在我国，法律尚无此规定，但吉林省2002年9月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3条第2款：“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这是第一次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允许未婚女性通过人工生殖方式生育子女。）后生子还是非但单身女性怀孕后生子均不会影响传统意义上的“母亲”的认定，本文自不需讨论。
2.辅助生殖技术帮助女性运用她人卵子并自身怀孕
如果说在封建社会的夫权制度下也有生育权的存在，那么生育权主体只是作为丈夫的男子，妇女只不过是生育的工具。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我国妇女在法律上获得了与男子同样的社会地位，享有平等的人身权[6]。正因为生育权平等，此种情况与捐精之情形完全相同，自当采捐精的规定，即：精子提供者是为了帮助不育夫妇而实施的善举，不应承担父亲的责任，也不应当以生父身份去申请子女的认养。那么，捐卵给她人并由她人怀孕的捐卵人实施的也是善举，不应当承担母亲的责任，也不应当以生母的身份去申请子女的认养。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24条的规定承认了人工授精的合法性，但是仅仅明确解决了男性不育者的生育问题，男性的生育权在法律上得到了有力的保障和实现，而无法排卵且子宫有障碍的绝对不孕症女性患者的生育权未被明示，使此部分无法有章可循的利用现代生殖技术实现其生育权。既然法律允许丈夫选择“人工授精”的方式实现生育权，妻子也有选择利用现代生殖技术实现生育权的权利。
此时所孕子女的母亲或法律母亲是生母，这个法律母亲应当是孕育母亲。虽然捐卵人为孩子提供了生命的遗传物质，但她并未孕育或生育孩子，与孩子的生父也没有任何联系。而孕育母亲孕育并生育了孩子，而且还将养育孩子，因此应确定孕育母亲为法律上的母亲。各国法律对此也并无异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