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司法”正式提出则直接源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众所周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场危机就其影响深度而言不亚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正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国内“维稳”压力骤然增加，“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被看作重中之重的任务，各种机关机构广泛动员，大量法律、法规、政策、规章也因此先后出台，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被要求“应该有所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因而成为中国法院系统必须直接面对的一个任务，其甚至被放置在“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政治高度上，“能动司法”因此提出。
其次，就“能动司法”的具体实践而言，“能动司法”明确显示了其与动态维稳话语相一致的司法改革路线。如何通过司法维护社会稳定？在这一方面，中国的司法机构在历史上就曾形成过一些与“动态维稳”相类似的办法和经验，强调“就地审判，不拘形式，深入调查研究，联系群众，解决问题”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成功例子，然而在刚性维权机制主导下，马锡五审判方式一度沉寂。
随着“维稳”任务的提出，法律实践者开始将目光重新投向这些已有的办法和经验上，并试图进一步将其体系化和法治化以适应于当下中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践开始与理论相交融，一套与动态维稳话语相契合的“能动司法”实践开始形成。在“能动司法”的实践中，“既强调充分发挥法院职能，又强调充分发挥全体法院干警的主观能动性，要求人民法院和广大法官干警通过建立便民诉讼机制，提供便民服务，提出司法建议等方式主动服务，积极作为”；“相对于西方对裁判方法的过分追求，我国能动司法更关注审判方式和工作作风的改革。能动司法在审判活动中要求法官选择最适当的办法和时机、运用正确的方法妥善处理纠纷，高效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而非过分强调法官的自由裁量和法律解释。”{21}
这样，我们最终看到，在动态维稳话语的影响和作用下，中国的司法实践与改革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权利救济”虽仍重要，然而已不是“权利本位说”主导下的那种面向个体的、后发的、传统意义上的公力救济，在很大程度上，“权利救济”已经成为“动态维稳”的一个步骤或方面。
五、结语
行文至此，也许我们需要做一个更为直接的立场交代：
本文的主旨在于对“对抗正义”笼罩下的“权利本位说”的批判，并试图揭示这种“权利本位说”对法律实践中刚性维权机制的支撑作用，然而，从“认真对待权利”的角度而言，笔者并不反对一般意义上的“权利本位说”。毕竟，对权利的尊重并不必然导致刚性维权机制，“认真对待权利”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为权利而斗争”，然而，在另一方面，笔者坚持认为，在“维稳”的背景下，对权利的尊重绝不能演变为凝固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现实面前，我们需要对“对抗正义”进行反思并与其保持距离，因此“权利本位说”必须进行重构，而这种“新权利本位说”，在笔者看来，至少应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重构的起点而言，新“权利本位说”应当坚持“保护权利、制约权力”这一“权利本位说”基本内容。毋庸置疑，对于当下中国的法律实践而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个基本目标，而“人民群众主张权利、维护权利，实现权利，是法治和法治国家的强大推力”，{3}395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张文显先生鲜明地提出“在权利本位的范式中，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服务于权利，权力应以权利为界限，权力必须由权利制约”，{21}396换句话说，“保护权利、制约权力”实际构成了“权利本位说”的“硬核”，抛却了这一“硬核”，“权利本位说”则无法保持与“法治”的内在勾连，从而也就脱离了中国法律实践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保护权利、制约权力”还暗含了“权利”相对于“权力”优先性的基本认识，而这一点恰恰是动态维稳话语所欠缺的，就此而论，重构（而不是抛弃）“权利本位说”具备了现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