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时有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也说明了政治走上街头的可能性未能完全消除。年初，中央提出了加强并改进社会管理的要求，人民日报发表了系列文章，显示了执政党对于这一工作的重视，说明政府工作的侧重方向有所调整，也间接显示了有关问题的现实性与紧迫性。或许这有助于更有效的避免某些社会风险，但托克维尔的告诫却依然足够“犀利”：完善国家机器，并严格按照既定的法律运作它，尊重法制，尊重1814年宪章所确立的权利，“就可以偏离宪法的精神而不修改它的条文，把革命的热情慢慢地溺死于物质享乐的爱好中。”这只是国王菲利浦“一厢情愿”的误判。以至于当革命真正发生时，他犹如突然惊醒，一下子手足无措，落荒而逃，使“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对局势的变化之快之易感到非常讶异。”所以，仅仅具备完善的法律体系，还不足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建成应当只是更加艰巨的改革任务的起点，而不是终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应当作为未来工作的突出重点而得到加强。依照宪法而确立的政治体制，必须加强其吸纳政治生活的能力。尤其是在社会基层的治理问题上，基层政权吸纳基层政治生活的能力尤其需要提高。而提高的关键，在目前的条件约束下，面对大众日趋活跃的思维、日益自觉的精神、日渐增长的公民权利意识以及执政党长期执政的现实，就需要处理好如何实现执政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宪法体制与代表着人民原生性力量的政治生活结合与协调的问题。换言之，就是政治体制如何接纳、回应生成自社会的政治挑战的问题。
1848年，法国，这里发生了一场仿佛从天而降、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措手不及的革命。而作为亲历者的托克维尔，却早已预感到了革命的到来。今天，或许没有哪个人能够成为先知、预言家，如托克维尔对1848年的法国那样，为中国的未来掐指算命，作出准确的预言。但是，托克维尔针对1848年革命的思考却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前景给出了建设性的提示。无论如何，相比于1848年的法兰西，历史赠送给中华民族的，显然还有更多的机会，值得我们好好珍惜。
【作者简介】
步超，2006.9至今，北京大学法学院；2010.9 北京大学法学院
宪法行政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