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格局急剧变化，社会利益重新调整”、因而“各种矛盾、各种问题集中突出展现”的时期，这个特别需要政治生活来有效协调、并处理各种利益格局调整所产生的矛盾主张的时刻，最缺乏的反而偏偏就是政治生活。托克维尔谈道，1830年革命后，资产阶级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使得一切政治权力、好处都统统落在资产阶级的狭小圈子里。资产阶级占据了所有的官职，并且几乎全靠国库生活，并把国库视为自己的产业。他们对政府进行私人企业式的管理；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把国事按照私事处理。政权被资产阶级垄断，不论是旧贵族、还是人民都被排除出政治生活之外。因而，本来是应当展现社会利益变动，把源自人民的社会的创生性因素纳入政治生活领域的议会，此时幻化作高度同质的、从未激烈争论、也从未有政党参战的一片和谐的世界。社会中真实存在、不断翻腾着的各种政治观点、立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各种政治激情，也就都只能在议会、在国家的法律框架之外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与活跃的舞台了。于是，如果政治不能存在于议会之中，那么它就必然倾向于走上街头。
因此，完全可以说存在着某些导致革命发生的，处于长时段历史时期中的大格局、大背景、大环境。但是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使统治者丧失政权的原因是，他们根本不配掌权。他们因自身的懒惰、自私和错误而失去了统治的资格和能力。国民已经看穿了统治集团的把戏，看透了国家的腐败，对于中产阶级统治集团充满了轻视，只是在表面上屈从而已。而国王菲利浦却以为，自己只要不像查理十世那样滥用权力，遵守1814年宪章，按照既定的法律，通过国家机器正规而平稳的运作，就可以使自己避免一切可能的危险，就可以王位永固。托克维尔却指出国王菲利浦忘记了国家机构赖以存在的社会本身。
托克维尔比同时代的人更加敏锐地嗅到了革命风暴到来前的气息。法国的现状几乎使这样一场变革不可避免，虽然它当时的迹象还很微弱。但托克维尔对于即将到来的，似乎是要扫除法国积弊的革命前途，却表示了非常悲观的看法。与其说他欢迎这样一场消除弊政的革命，到不如说他更希望当时的君主立宪政府能够认识到革命危险的存在，并通过自身的改革，避免革命的发生。这种态度的产生，除了源自托克维尔本身对作为诱发这次革命要素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反对，更主要的是源自他对于六十年的革命史对法国所产生的实际影响的思考。60年来，法国经历了多次革命；而每一次革命似乎都在宣称自己也同时完成了革命，终结了革命。但每一次都证明了这一判断的错误型。于是，国家就像一艘漂泊在一片漫无边际的海洋中的船，在革命的惊涛海浪里不知何时才能走到一个安全的港湾。或许法国要注定永远漂泊下去。很多人似乎都染上了一种“革命癖”。似乎只要人民端起了枪炮，构筑起街垒，高唱马赛曲，首都市民的民兵组织“国民自卫军”消极待命，甚至在很多时候成员主要来自贫民区的国民自卫军部队积极参与，正规军冷眼旁观，在巴黎完成一场革命轻而易举。而在法国，只要在首都巴黎实现了城市革命，就可以进而借助集中于首都的中央集权系统，重铸全国的政权。似乎只要夺得了政权，在革命者看来，很多社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但人民在这个过程中到底得到了什么呢？60年来的革命史恰好说明了革命不能包治百病。相反，它却成为国家动荡不安的新的根源。当人民发现问题无法解决时，他们就可以轻易地做出支持甚至参与一场革命的决定。这甚至竟然成为了有些人的第一反应。可实际上，旧的病根依然未除。这正是托克维尔希望改变，但也希望避免革命的原因。一旦革命风暴到来，又有谁会知道这场风暴过后，会有哪些人最终会被卷走。正像有人评论1793年时一样，“大革命的绞肉机最终吞噬了革命的儿女”。越是向革命的方向前进，就越远离目标。群众拿起枪炮的结果，只会使他们忘记如何享受自由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