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发生大规模侵权时，受害人众多，其他救济方式或者费时费钱，“远水解不了近渴”，如民事诉讼；或者缺乏公正性基础及法制运作机制而收不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如单纯的行政救济。救济(赔偿)基金之设立与运作则可以在平衡效率与公平两大价值方面收到如下较好效果：(1)可以及时救济为数众多的被侵权人，使其迅速获得生活保障、医疗救治；(2)可以避免过分依赖国家财政救济侵权人造成的社会不公平；(3)可以为未来可能发现的被侵权人损害尤其是潜伏性的人身损害提供救济途径和财力资源。
大规模侵权造成民事主体人身、财产损害，同时造成重大环境损害，危害不特定的多数社会成员之公共利益时，救济(赔偿)基金的设立，可以为相关公共利益之保护提供一条渠道。但需要指出的是，民事赔偿应当优先于行政罚款，个人的救济和赔偿应当优先得到实现。
（二)概念界定
1.大规模侵权之界定
对于大规模侵权之界定，德国著名学者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教授在其《大规模侵权损害责任法的改革》一书中将大规模交通事故、大型客运工具事故、环境事故、缺陷产品造成的大规模侵权、大型社会活动中的大规模侵权等归入“大规模侵权”，并分别情况讨论了在德国是否需要制定新的法律加以调整的问题。[2]美国学者主要从程序法的角度考虑大规模侵权案件或者事件的诉讼和非诉讼处理问题，其代表性表述是“集团诉讼(classaction)”。
笔者认为，“大规模侵权”有以下特点：(1)侵权事件(案件)，就法律责任而言，应当符合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特定类型的侵权责任之构成要件。侵权人主要指侵权行为人，特殊情况下也指被监护人、雇员或者其饲养的动物、其所有或者管理的物以及第三人(后者如《侵权责任法》第68条规定的情形)侵害民事权益造成损害对该损害后果负有赔偿义务的人(如监护人、用人单位)。自然灾害，如四川汶川地震造成的大规模损害，虽然受害人人数众多，但不属于侵权的范畴，因而也就不是“大规模侵权”。单纯的工伤事故造成多人人身、财产损害的，应由工伤保险基金予以救济，不属于侵权事件或“大规模侵权”。[4]但是，工业事故造成企业员工之外的多数人损害的，则属于“大规模侵权”。(2)被侵权人人数众多。《侵权责任法》对于“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作了特殊规定，但法律和已有的司法解释尚未对“多人”到底是多少人作出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大规模侵权的被侵权人至少是数十人，而不是数人。强调人数众多，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救济(赔偿)基金的作用，避免将过多的侵权事件纳入其救济范围，使得救济(赔偿)基金这一特殊救济手段变成常用的和一般的救济手段。(3)考虑到设立救济(赔偿)基金之目的，笔者倾向于将被侵权人达到数十人以上的产品责任案件、污染环境致人损害案件以及重大交通事故、重大高度危险作业和危险物品致人损害案件、重大物件(如桥梁垮塌)致人损害案件确认为“大规模侵权”案件(事件)。“三鹿奶粉事件”为大规模侵权案件，大连石油泄漏事件为大规模侵权案件，南京有害物输送管道爆炸案件是大规模侵权案件。当然，BP在墨西哥湾的石油泄露事件更是大规模侵权事件。在信息社会里，侵害隐私权案件的被侵权人可能人数众多，但对其损害的救济并不十分迫切，也往往不存在潜伏期较长的未来人身损害问题，故不将其纳入救济(赔偿)基金的救济范围。在我国，空难事故也无必要纳入救济(赔偿)基金的救济范围，这是因为：(1)国家对此已经有专门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2)营运主体较少且财力雄厚，又有可靠的保险赔付制度支撑，基本上不会发生救济和赔付困难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