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两国对抗制的刑事庭审，控辩双方承担严格的证明责任，他们搜集、选择、提交和辩驳证据。但即便法官（或陪审团）消极被动（如美国），仍然被赋予在审判阶段询问证人的权力。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614条规定：“法庭可以自己询问证人，不管该证人是法庭传唤的，还是当事人传唤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案件无法简单易懂地在陪审团面前提出时，法官不应沉默，而应通过询问证人，引出必要的或重要事实；特别是当某造的反询问可能误导陪审团时，法官亦可以在此之后询问证人，即便对造可以通过再主询问作出同样的澄清；在必要且可能时，法官应该澄清复杂的问题、形成重要的事实信息，使审判变得恰当、得体、迅速、经济；当证人语言混乱时，法官可以进一步追问，要求其明确回答问题；法官还可以通过询问证人保证证据的可采存在正当基础。

　　但刑事审判若有陪审团，法官对证人的询问必须格外谨慎，避免作出暗示性评论，因为这可能误导陪审团对证据的评价。在美国联邦系统或部分州法院允许法官评论证据价值的案件中，对法官询问权的限制较少，但他也应掌握适度的界限，避免沦为辩护人或检察官。若法官的问题具有相当的“偏见”，或者询问过多，就会出现一种风险，上诉法院会认为他超越了审判与控诉、辩护的界限{4}。不过，法官能否提出诱导性问题，法律却没有明确答案。一些学者认为，因法官的立场是中立且公正的，故该规则对其不适用。

　　在英国，刑事法官同样对证人拥有询问权，且其能动性比美国法官更大。丹宁勋爵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法官何时应询问证人的著名格言，简称约翰界限（尽管该格言是在民事案件中指出的）：法官的事情就是听取证词。就询问证人而言，只有在需要澄清任何被忽略的或不清楚的问题时，在需要促使律师行为得体以符合法律规范时，在需要排除与案情无关的事情和制止重复时，在需要通过巧妙的插话以确保法官明白律师阐述的问题以便作出估价时，以及最后在需要断定真情所在时，法官才能亲自询问证人。假如他超越此限，就等于是自卸法官责任，改演律师角色{5}。

　　同理，英国刑事法官亦可以根据这些条件向证人提问，然后准许双方或任何一方的律师交叉询问。故而当一名证人给出了含糊的答案，法官应当“尽可能简洁地”通过询问使其得到明晰。如果他没有听到一个答案，他可以使其重复提问以便精确记录。他应当“介入以阻止啰嗦和重复并排除枝节问题、离题的漫谈和对证人的压迫”。实际上，英国刑事法院的陪审团审判中，法官询问证人的强度并不亚于职业法官单独审判时对证人的提问。法官有权强迫证人回答问题，比如在北爱尔兰进行的一例审判中，法官向一位不愿意回答问题的证人提问后，并警告说：“就这个问题，你已经被问了三遍，两次是律师，一次是我。我敢肯定的说，你每次都逃避回答它。但我绝不会对你再次提问。”{6}法官还有权修正指控事实，甚至在对陪审团评议前的指示中，要积极告知控辩双方未提出之争辩事实，有权总结和评论证据，对没有在陪审团面前提出的事实，也可以谈自己的看法。

　　当然，在英美法系的刑事审判中，一些司法区域甚至允许陪审团成员询问证人。一些学者认为，允许陪审团通过提问澄清事实并不与对抗制的理念相悖。提问意味着陪审员没有听清某个陈述，或者未能很好地理解其意义，而这些对于对抗制的成功运作必不可少{7}。陪审员询问证人使其在追求司法正义时更有责任感，有助于他们解决事实或法律问题，增加公众对陪审团的可接受性，激励律师调整案件的陈述方式，并解决陪审团的困惑。不过，法官对陪审团的提问是否适当，以及提问遵循何种程序具有自由裁量权。法官应指示陪审团不应该赋予他们的问题额外的份量，或者他们未被允许提问时而得出与相关事实相反的结论。陪审团一般是提交书面问题给法官，法官应在陪审团缺席的情况下征求控辩双方的意见。学者建议法律需规定由何方把问题提交给证人，但一般认为且实践中的做法是中立的法官向证人宣读陪审团的提问。但现实中，陪审团因操作的难度，而较少行使询问证人的权力{7}1533。

　　同时，我们在探讨英美法官的证据调查权时，通常忽略了职业法官独自审判的案件。20世纪下半叶，普通法司法区内大量增加职业法官的独立审判。例如美国的重罪被告享有陪审团审判的宪法权利，但他们被鼓励放弃而选择专业法官审判。北爱尔兰对一些严重刑事案件（恐怖、政治犯罪）的审判，通常由三名职业法官进行。英国部分地区已采取大量的措施以减少陪审团审判案件的数量，甚至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曾经建议在两可罪中，废除被告选择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事实上，当今在英格兰与威尔士，由陪审团参加的刑事审判约为4%{8}。美国联邦法院，多数重罪是由陪审团审判，但是大多数的轻罪案件却是由法官审判的。在一些大的县，重罪案件中法官独立审判的比率均相当高。当然，各司法区法官参与刑事重罪审判的比率波动较大，徘徊于哥伦比亚特区的3％到弗吉尼亚州的77％之间{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