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管辖转移消解法院角色尴尬
——诉讼欺诈犯罪追诉中的一个现实问题
张继明
【摘要】透视诉讼欺诈犯罪性质的争议，可以看出共同的理论基础是该犯罪危害严重，必须严惩才能实现罪刑均衡，而按牵连犯择一重罪处断更能实现此目的，也是应对目前诉讼欺诈案件频发的现实需要。在追诉程序中，管辖权法院往往是受骗法院。由于该法院集被害人、证人、管辖法院等多种角色于一身，受骗法院乃至其上下级法院，审判发生在当地的诉讼欺诈犯罪时，将面临众多的裁判正当性质疑。为消解受骗法院的角色尴尬、实现程序正义并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可以借鉴日本、台湾与美国刑事诉讼法，并参照实践中的做法，采取法院回避与类案转移的办法。在现行的刑事诉讼程序内，可借道指定管辖制度予以解决，并且不论公诉机关是否指定管辖在先，上级法院均应指定管辖。具体的制度设计是：由管辖权法院主动向其上一级法院申请指定管辖；控辩一方请求转移管辖的，也以管辖权法院申请指定管辖的方式提出。上一级法院在其辖区范围内，指定管辖权法院的同级法院行使审判权。
【关键词】诉讼欺诈；受骗法院；角色竞合；指定管辖
【全文】
引言
最近几年，诉讼欺诈案件呈愈演愈烈之势，给财产权益与司法活动均造成了极大损害。而关于诉讼欺诈犯罪的性质，虽然国内外理论与实务界争议颇多，但均认为该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财产利益与司法活动。原民事诉讼审判法院因所在地即犯罪地，当然具有诉讼欺诈刑事案件的管辖权。这就产生了一个难题：受骗法院同时是被害人、证人、管辖法院等，导致其发生诸多角色竞合，严重降低了从重处罚判决的可接受性。针对受骗法院的困境，笔者意图在分析相关法理的基础上，撷取海内外诉讼程序中的合理成分，寻求一种消解良策。
一、罪刑均衡：从重处罚判决须排除正当性质疑
关于诉讼欺诈犯罪的性质，国内外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两种[1]：一是诈骗罪，二是妨害司法犯罪。[2]
日本、德国刑法学界多持“诈骗罪”说，国内主张这种观点的学者众多，权威学者如马克昌教授、张明楷教授，均认为诉讼欺诈属三角诈骗。不同的是张教授比较激进，认为“国外刑法都没有规定‘诉讼诈骗罪’，但对诉讼诈骗行为均认定为诈骗罪”。[3]张教授在分析最高检察院研究室相关答复时又指出“当行为人在实施诉讼诈骗的过程中，指使他人作伪证时，也属于牵连犯或者想象竞合犯，同样应从一重论处”，[4]又承认了诉讼欺诈行为构成其他犯罪的可能。马教授的分析比较客观：他认为诉讼诈骗行为是一种复杂客体的犯罪，到底将该罪规定在哪里，关键在于该犯罪所偏重保护的客体是什么，如果将诉讼诈骗罪作为妨害司法罪处理，会导致罪刑不均衡。[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