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保障有效辩护。刑事辩护在我国面临严峻考验已是个不争的事实，诸如辩护率低、辩护效果差且风险大等问题，早就不是个秘密。辩护律师对阅卷难、会见难、调查难等诸多艰难，也一直在抱怨。就死刑案件的辩护率而言，虽然因为法律规定的强制辩护制度而能够得到保障，然而，由于刑事辩护中存在的诸多艰难及辩护意见难以被尊重，导致与其他刑事案件同样缺乏有效辩护。为此，应当立即建立死刑案件有效辩护保障制度。
由于辩护律师的职责是依法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如果对辩护律师的阅卷、会见、调查等提供必要保障，那么其发现并揭示指控中存在的事实、证据方面的问题，就具有充分的条件。因此，在死刑案件中，辩护律师对防止发生冤杀这种不可弥补的错误、避免出现不可饶恕的错误，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保障辩护律师在死刑案件（从侦查、起诉到审判甚至于死刑复核程序）中充分发挥作用，对其意见予以充分尊重，显得特别重要。我们不应惧怕辩护律师有效辩护的作用，因为正是辩护律师的有效辩护才能真正发挥“现实检验”的效果。
3．确立特别的意见分歧处理程序。在关于刑事证明标准问题的讨论中，笔者对所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一直持否定态度。然而，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虽然不现实，对案件是否达到证明要求却可以设置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例如，就死刑裁判而言，就可以通过确定“一致同意”的规范，设置关于事实和证据判断方面的意见分歧的特别处理程序，以实现死刑裁判的证明要求，即死刑裁判建立在“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对事实没有其它解释余地”的基础之上。
显然，如果“死刑案件的裁判者均是理性人”的假设能够成立的话，只要其中尚有人对案件事实是否清楚，或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有异议，那就是缺乏“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意味着“对事实尚有其它解释余地”，即死刑的证明要求尚未达到。在这种情况下若允许作出死刑裁判，极有可能发生不可弥补的错误。既然可能发生冤杀这种不可弥补的错误，为避免出现不可饶恕的错误，在死刑案件的合议中，必需建立与其他刑事案件“多数决定”不同的规则，就事实和证据问题采用“一致同意”的特别规则。
【作者简介】
王敏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华侨大学法学院。
【注释】有关部门对此已有明确认识。因此，2007年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第
2条规定：“办案质量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工作的生命线，死刑案件人命关天，质量问题尤为重要。”
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本文的讨论忽视程序公正，而只是为了使之后的讨论（包括对死刑案件程序问题的讨论）的正当性建立在无可置疑的基础之上。显然，解决实体公正问题将不会产生任何异议，因为如果死刑案件实体公正出现问题，将很容易被贴上“草菅人命”的标签。
不论是主张“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还是主张“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几乎都会一致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客观标准，而“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则是法律（主观）标准。
虽然从词意而言，“标准”既可以意味着一种确定的刻度、准绳（如医学上人体高烧的标准、运动健将的标准等），也可以用来标示因人而异的要求（如恋爱标准等），但人们所讨论的证明标准，通常是在将其作为一种确定的刻度、准绳而进行的，希望据此可以消除判断案件事实、证据时的意见分歧。顺便说明，标准的确定与否，与标准的主客观性质并无必然联系。人们以往常用标准的“客观”和“主观”来说明是否具备确定性，实际上是以解决立场问题的本体论研究，代替了基于认识论的分析，并不妥当。
参见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4年第50号决议批准的《保护面临死刑者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的规定。
参见新华词典编纂组编：《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4页。
为了和人们已经习惯了的“证明标准”的称谓一致，本文仍采用“证明标准”这个词，但一般是在“证明要求”的词意上使用。
笔者对刑事诉讼中三机关“三位一体”的原则曾专门撰文予以批判，参见王敏远：《
刑事诉讼法若干原则的修改》，载陈泽宪主编：《刑事法前沿》第3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在此需要进一步补充说明的是，虽然从追诉犯罪的意义上三机关的关系不应是“三位一体”，但在防止、避免冤假错案的问题上，三机关均应承担责任。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第
2条规定，切实把好死刑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适用法律关，使办理的每一起死刑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如果不是对生效的死刑裁判有根本否定意义的事实、证据出现，新出现的事实、证据若只不过是对其有动摇作用，鲜见因此而否定生效死刑裁判的情况。
参见（法）卡斯东·斯特法尼、乔治·勒瓦索、贝尔纳·布洛克：《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73、780页。
笔者反对在证明标准问题讨论中出现的将“法律真实”或“客观真实”作为证明标准的理论。对两种学说的争论也持保留意见。虽然因为这种争论动摇了传统的将证明标准绝对化，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却不应予以肯定。不仅因为这种争论本身有许多不科学的内容，如三种证明标准的主客观差异的论断、宽严程度的说明、优劣高下的分析等，而且，由于这种争论，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对于解决问题并无实际意义的讨论中，将问题的讨论引向歧途，忽视了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此所说的非法证据主要是指采用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