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姓名权商品化的社会基础

　　从上面关于姓名权的法律保护，我们可以看出，对姓名权的法律保护多是从静态方面做出的规定，从动态方面做出的规定很少。姓名权受到侵害时的赔偿固然重要，但这只是静态的、消极的保护，这种保护重视的是对非财产性的精神利益的损害赔偿，强调的是姓名权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对姓名权动态的、积极的权利实现方面，立法和理论研究则相对较少，对现实生活来说，这却是更重要的。一方面，这是国家和社会化解民事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另一方面，民事主体也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其民事争议的内在需要。因此，保障姓名权动态的权利实现，不论是对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还是对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而且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经济活动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受民法商法化的影响，传统的被认为不含财产利益的姓名权与财产的联系日益紧密，其人格因素也被卷入商业化的浪潮之中，被进行商业利用即“商品化”，如著名影星、歌星或运动员同意或授权他人将其姓名使用于商品或广告上。这些姓名的权利人，通过其权利的行使，可以享有一定的经济利益，如获得使用许可费等。这时，其所享有的姓名权已经不再是传统上的纯粹的姓名权，经济利益因素的姓名权已超出了精神利益的范畴，扩大了姓名权的内涵，使其迥异于传统姓名权的利益保护。这种情况下，如果依然严格恪守传统民法理论，拘泥于现行法律规定的话，以姓名为对象的姓名权商品化即对姓名权的商业利用必然会受到限制和阻碍，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充分保护。其后果对商品销售市场以及相关行业（如广告行业）的经济活动也将产生不利影响，最终将破坏社会所希望的交易规则及契约自由的环境，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导致社会整体利益的受损。为使姓名权适应人格权商品化等市场经济的需要，承认姓名权中的经济利益则为必要，对其中的经济利益加以保护势在必行。

　　“市场经济即法治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律、特别是民商法规则的健全和完善。在中国，普遍存在民事主体权利意识缺乏，对民事权利知之甚少，相当一部分民事主体既不懂得如何行使、保护自己的民事权利，也不习惯于尊重他人的民事权利。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下，受利益驱使，侵害他人姓名权的行为时有发生。这些行为，大多数为商业目的利用或者是为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因此，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约束机制。由传统民法理论构建的对姓名权保护的法律制度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个法律制度，如果跟不上时代的需要或要求，而且死死抱住上个时代的传统观念不放，显然是不可取的。在一个社会日新月异的世界中，如果把法律仅仅视为是一种永恒的工具，那么它就不可能有效的发挥作用。我们必须在运动与静止、保守与创新、僵化与变化无常这些彼此矛盾的力量之间谋求某种和谐，这时，对传统的突破和例外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如美国法律哲学家E·博登海默所说：“我们必须永远牢记，创造规则和概念的目的乃是为了应对和满足生活的需要，而且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以免毫无必要地、毫无意义地强迫生活受一个过于刻板的法律制度的拘束。”[5]（P242如果我们固守传统观念和理论，不去适应活生生的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那就不仅仅是脑子里怎么想的问题，而是超负荷的损害实体权利，是在理论上对生活的强奸”。[6]“法律必须是稳定的，但不可一成不变”。[7]罗斯科·庞德这句话揭示的正是这个永恒的无可辩驳的真理。当社会生活需要某种法律的新形式时，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形式会被创造出来；当社会生活不需要某种法律的形式时，即使它具有神圣的外衣，也最终会被抛弃。承认姓名权的商品化，对姓名权在商业利用中的经济利益进行保护，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需要，它是法律必须服从进步所提出的正当要求的映证。因而，姓名权的商品化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