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突破狭隘的民法实证主义说
龙教授认为，面对人的伦理价值“外在化”和“扩张化”趋势，为弥补我国《民法通则》在人格保护上的不足，应采取人格保护实务发展的策略，即应依宪法规范创制人格权。[6]并且，龙教授在其《民法总论》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其观点的理由：
第一，《民法通则》的局限性，已不能适应现代人格的发展现状。认为《民法通则》的具体人格权体系，与目前有关国家所建立的人格保护体系比较，其人格保护范围比较狭窄，仅包括生命健康、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婚姻自主在内的几项具体人格权，人之独立为人的一些属性，例如自由、身体等要素，并不在其保护范围之内，至于现代社会观念中非常重要的隐私，更不在保护之中，而且也没有一般人格权概念可以被援用。这一体系，明显还不能适应当代中国人有尊严地生存与生活的人格需要。的确，我国的《民法通则》在人格权保护的现实需要上有点捉襟见肘，但不能因此就去寻求宪法的私法性，直接适用宪法来解决人格权纠纷。这不仅是因为宪法只规范公权力对私权的侵犯或公权力之间的问题，而且在我国没有建立违宪审查机制的情况下，如此适用无异于“引狼入室”。此外，一旦部门法不能满足需要，就寻求根本法的支持，也存在机械的法律实用主义之嫌。
第二，认为我国宪法规范事实上已经创制了重要人格权：龙教授认为根据我国《宪法》第35条、36条、37条、39条、40条和47条的规定，可认为我国自然人享有自由权。而且，我国宪法还创制了劳动者休息权、受退休保障的权利、社会不幸者受物质帮助和受照顾的权利以及受教育权。此外，2001年2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就自然人因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受侵害时，可以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规定，是以宪法规范为基础的。笔者认为，龙教授所认为的宪法关于“人格权”的规定，事实上是关于公民自由权的规定，属于公民基本权利范畴。《民法通则》中人格权的规定只是对其予以了细化、具体化，与宪法权利并无矛盾之处，就如宪法上有关于财产权的规定，民法上也有，不能据此认为宪法上财产权之规定就是民法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