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正当程序”要求，在刑事诉讼的进行过程中，要尽量给予作为被追诉一方的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与行使追诉一方的代表国家的警察官员、检察官员相对平等的诉讼地位。为此，必须赋予嫌疑人在审判前的阶段尤其是侦查阶段以相应的、充分的自我保护与抗辩能力。如赋予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沉默权；允许嫌疑人在第一次被传唤或被羁押时起聘请辩护律师进行协助权；同时，警察或检察官员不得随意对嫌疑人进行人身自由的限制，更不得任意延长这种羁押的时间，尤其不能在对疑犯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羁押期间，采用暴力的、准暴力的（变相肉刑）或通过言词威胁、恐吓、引诱等手段获取嫌疑人的自白、案件的有关事实并据此对案件作出实质性的认定。否则，法律就应明确宣布以这种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无效，不得采用并据以对案件作出裁判。
第四，“正当程序”强调，刑事诉讼的中心和重点，应放在审判阶段。这是因为，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中，被告人（在此之前是嫌疑人）的各项诉讼权利才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实现。由于审判公开进行，因此，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告人的各项基本的人身权利，才能得到最完全的保障。同时，由于法官只是一个仲裁者，因此较之警察官员和检察官员，他更能充分听取被告人的申辩。因此，将案件的实质性问题的决定交诸审判阶段，以“司法性的程序认知”，[7]较之将案件放在侦查或检察阶段就对其进行实质性认定的“行政性认知程序”[8]（在西方国家，检察机关只是代表国家对犯罪进行追诉的行政机关），无疑更符合诉讼民主的要求。
最后，“正当程序”还要求充分尊重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提高辩护律师在法庭审理中的地位，使之与公诉方具备同等的法律地位；强化辩护律师在侦查、检察阶段的作用，使之与公诉方具备同等的法律地位；强化辩护律师在侦查、检察阶段的作用，使之能够真正为嫌疑人发挥辩护作用。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正当程序”所蕴含的各项价值理念并不是彼此孤立、互不关联的，而是彼此联系、相互渗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一项价值理念都可以推出其他各项价值理念所包含的某些内容，反之亦然。只是各项价值理念所侧重的方面有所不同而已。因此，它们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的整体，在理解每一项价值理念时，都必须将其他各项价值理念联系起来，进行综合性的全面分析和把握。
帕卡的“正当程序模式”提出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轰动。据有关学者研究，在帕卡学说提出之后，福特的保释研究、赖明顿就整个刑事程序的实态调查、A·戈德斯坦关于国家与被告人之间利益对立的均衡分析等等，都是立足于帕卡模式学说的。诚如日本鸭良弼教授所述：“在现代美国诉讼学界，创造出辉煌研究业绩的，当属帕卡”。[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