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取保候审的工作量要远大于审前羁押。目前在基层司法中，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比较多的地区，普遍面临人少案多的矛盾，取保候审在审查、决定、执行等方面意味着较大的工作量投入。审前羁押可减少工作量，包括提讯便利、案件移送便利等。办案人员多在工作负荷内对部分案件适用取保候审，无法担负普遍化适用取保候审的工作压力。
2．对于办案人员而言，审前羁押承担的逃跑风险转交给了看守所，但适用取保候审时，这种风险转移到自己身上。在被取保候审人逃跑的情形发生时，会影响到办案人员的考评分，而考评分以及脱保案件产生的影响往往与年终奖金，甚至职务升迁联系在一起。[8]
3．办案人员所处的办案机关往往设置一些办案指标，适用取保候审案件的实际办理期限相对较长，对结案率有消极影响，而审前羁押有利于提高办案的结案率，从而更受亲睐。
4．取保候审还受到对控制犯罪率工作机制的影响。在适用取保候审时，一些公安机关规定本年度的脱逃率不能高于去年，以突出工作业绩的逐步上升趋势以及对犯罪控制的逐步良好势头。这种控制犯罪率的工作机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观念是：一是取保候审会使被取保候审人“有恃无恐”，认为办案机关“不过如此而已”；二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广泛适用取保候审，会给外地犯罪团伙或人员造成“犯事了，处理很轻”的印象，结果纷纷流人当地，产生更多犯罪；三是目前诱发犯罪的因素很多，尤其是缺乏监护的未成年人、绝对贫困状态的外地人员，取保候审后再犯罪率比较高；四是“取保多了，逃得就多，这些人在社会上对控制犯罪来说终归不是什么好事。”这样，犯罪率的涨降，扩大取保候审与脱逃率增加、犯罪率上升之间的关系成为办案机关敏感但十分忌讳的问题。
长期在一个重职权主义的司法办案流程中，自然会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习惯性职业心理。这种职业心理对个人而言具有很深的实用主义痕迹。其中，办案人员固执于此，往往对考评分数、结案率、领导印象等产生具体的、实质性的期望；而对个案中人身的自由，具体的权利、具体的正义，产生模糊的、形式的冷漠。这种职业利益、职业心理与实质正义之间的紧张、对抗关系，在我国取保候审适用中具有一定的市场。
六、在适用取保候审中存在法院角色的冲突
在我国立法中，有权决定取保候审的机关包括公、检、法三机关。从立法原意来看，不同诉讼阶段设置取保候审决定权，有利于贯彻“少捕”政策，保障人权。目前许多学者的建议多主张在取保候审中引入司法审查原则。但调研显示了一个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目前，法院在取保候审适用中的角色定位能否承担起司法审查的职能？根据调研，在2004年一年内，Y市人民法院总共逮捕了53名被取保候审人。根据其向人大所作报告的表述，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公安、检察机关适用取保候审不严，而人民法院旨在充分发挥惩罚犯罪的职能，保一方平安。人民法院的做法应具体分析：一方面，其初衷中含有制约滥用取保候审权力的可能，而且对公安、检察机关严格执法有警示意义；但另一方面，其结果具有向人大“表功”的意义。调研中还发现，一些法院为了审判能顺利进行，要求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犯罪嫌疑人必须在押，若取保候审，则不收案件。这里，值得反思的问题颇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