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监督的弹性化表现之二：监督不能引发程序性法律后果
程序性法律后果是指有关诉讼程序方面的法律后果。[4]比如，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以后，被监督者应当在什么期限内纠正其错误；若被监督者不纠正，应当如何处理；若没有遵照检察机关的意见纠正如何处理；等等。从刑事诉讼法关于上述几项监督的规定来看，“提出纠正意见”或“通知纠正”后，都没有程序性后果的规定。从法理学角度而言，这种结构的法律规定是不符合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理论的一般要求的。因为“完整或独立的法律规范的基本结构应当由构成要件、法律效果以及把法律效果归入构成要件（效力规定）所组成。”[5]法律获得有效的执行，依赖于其逻辑结构的完整性，而其中法律后果性规定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因此哈特针对法律规范的义务规则（第一规则）无效性的特点，提出应当以“审判规则”第二规则“来补救，从而使其真正发挥作用。[6]可见，缺少法律后果规定的法律规范直接导致其无效。虽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对有的监督形式规定了一些程序性法律后果，[7]但是，由于该《规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适用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则，因而仅在检察系统内具有约束力，对于刑事诉讼中的其他职权机关没有作用，所以，这些程序性后果基本也是无效的。
二、我国刑事检察监督弹性化的消极影响
刑事检察监督的弹性化所导致的监督实效性差之结果，对于程序公正的实现、刑事诉讼人权的保障以及检察监督权威的树立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1．对实现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消极影响。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的主要价值目标。公正优先，兼顾效率是现代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依据现代诉讼理论，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共同构成诉讼公正的内涵。在我国传统观念中，诉讼公正主要指实体公正，程序应当服从于实体。但随着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程序意识逐渐增强，程序公正成为诉讼公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共识。“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程序公正之首位要求。[8]而检察机关这种弹性化监督是有规律可循的，即其所针对的事项几乎都是程序性内容。比如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对侦查活动合法性的监督、对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监督，对执行刑罚合法性的监督，等等，都主要涉及的是程序方面的内容。所以，若侦查机关、审判机关、执行机关等所进行的诉讼活动不合法，而检察机关对这些方面监督效果又不佳，显然会影响程序公正的实现。而程序不公往往会损害实体公正，从而导致诉讼公正的实体与程序方面俱损。公正的缺失，势必会导致案件得不到有效处理，导致申诉、信访不断，造成案件拖延，也影响了诉讼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