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刑事检察监督制度问题的核心：监督的弹性化
所谓刑事检察监督的弹性化是指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行使监督权，对被监督者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因而导致监督的实效性差。这里所指的强制约束力与实效，是指检察机关的监督行为，并不能引起被监督者的重视，并采取实际行动，开启诉讼程序，自查其诉讼行为或不作为是否合乎法律的规定，并进而能够纠正错误，而非指检察机关的监督本身必然引发错误被纠正的实体后果。正如王桂五先生曾经在总结法律监督的五大特征时就指出的那样，“监督权与处分权是相分离的。因为按照列宁的原则，检察机关拥有广泛的法律监督的权力，一切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理都应当在其视线之内予以检察和纠正。但是，对于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理，检察机关只能分别情况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或者提出纠正，由主管部门予以纠正，而无权自行作出实质性的决定和处分。并且，指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这一特性，是其他形式所不具备的，因而是不可替代的。”[3]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包括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等四项内容。这四种监督中都存在上述弹性化现象。主要表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监督的弹性化表现之一：监督采用“提出纠正意见”或“通知纠正”的形式
“提出纠正意见”或“通知纠正”是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检察机关在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中所普遍采用的监督形式。如关于立案监督，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关于审判监督，刑事诉讼法第16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关于执行监督，刑事诉讼法第22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刑事诉讼法未对侦查监督的形式作出规定，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82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部门、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中，应当审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发现违法情况，应当提出意见通知公安机关纠正。然而，这种“提出纠正意见”或“通知纠正”的形式，仅具有信息告知的性质，并带有强烈的“商榷”色彩，是否“应当”或“必然”对于被监督者发生法律效力，没有法理依据。其不像抗诉，抗诉作为诉权的一种，在理论上具有启动审判权的功能，并且对于检察机关的抗诉法院是不能驳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