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编第2章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章的规定，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在侦查腐败犯罪案件过程中，只能采用诸如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勘验、检查，搜查，调取、扣押物证、书证和视听资料，查询、冻结存款、汇款，鉴定，辨认以及通缉等之类的常规侦查手段，并不包括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规定的特殊侦查手段。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尽管检察机关在查处经济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等职务犯罪的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侦查经验，但是这些经验仍然以囿于传统手段的居多，侦查人员通常以“一支笔、一张嘴、两条腿”进行明察暗访、逻辑推理，科技含量很低，并基于传统的侦查观念和侦查意识，以获取口供等言词证据为重点，而“抓人—取供—定罪”的侦查思维模式则包含着浓厚的“有罪推定”色彩{8}(P.175-176)。尽管我国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中对特殊侦查手段有所涉及，[6]但这两部法律规定的特殊侦查手段所适用的对象只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严重犯罪以及普通的刑事犯罪，并不包括腐败犯罪。为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司法解释中对技术侦查措施采取了比较谨慎和严格限制的态度。如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适用技术侦查手段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对经济犯罪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谨慎地经过严格批准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但是，传统的侦查手段显然越来越无法满足侦查腐败犯罪的实际需要。在这种背景之下，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全国检察机关开始加快了侦查手段尤其是技术侦查手段的建设步伐，并且在录音、录像制度等反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7]截至2006年，全国已经有2171个检察院实行了同步录音录像，占全国检察机关总数的59％。[8]但是，据调查，当前腐败犯罪侦查中侦查手段仍然存在如下一些问题：(1)运用单种侦查手段的水平不高；(2)虽然近年来在办案用车、通讯工具、电脑办公方面有很大进步，但在运用侦查手段方面的科技含量仍然没有实质性进步；(3)运用侦查手段比较简单、机械，许多人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脱离过去的“三板斧”套路(即突审拿口供、搜查追赃、抓人进行心理震慑)，缺乏灵活、综合运用各种侦查手段的能力；(4)近年来职务犯罪手段越来越复杂，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越来越强，但缺乏相应新的侦查手段来适应犯罪形势的发展，对一些新的侦查手段，包括特殊侦查手段研究、运用得不够{3}(P.225)。
随着腐败犯罪的智能化、高层化、跨国化、行业化，再加上腐败犯罪本来就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以及腐败犯罪分子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因此，我国现有的侦查手段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这也是我国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在侦查过程中常常采用由供到证侦查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通过侦查程序加强对腐败犯罪的控制，同时为了防止侦查手段的滥用，我国亟待完善腐败犯罪案件的侦查手段。一方面，对于传统侦查手段的完善，关键在于强化强制性侦查手段的司法控制，加强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和辩护律师对侦查程序的参与程度。另一方面，应当在改善技术装备的基础上，增加某些技术侦查手段或者秘密侦查手段。由于前面一种改革方案在前面的论述当中已经有所涉及，下面仅就后一种改革方案进行分析。
随着腐败犯罪智能化、组织化发展，采用常规的侦查手段已经难以满足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提高侦查的水平，我国检察机关越来越迫切需要采取某些技术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手段。随着科技强检、科技强侦战略的提出，我国检察机关开始逐渐积极探索在侦查腐败犯罪案件过程中采用某些技术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手段，而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例如，自1999年以来，深圳市检察机关利用电视监控为22起案件提供视听资料65小时，比1998年上升12％；在办理某公安分局谋某受贿案件时，运用视听技术，不到72小时便突破此案；在办理某银行支行原行长罗某等领导集体受贿案件时，运用视听技术，使5名疑犯到案后不到24小时就供认不讳。[9]再如，某院在办理某学校校长张某涉嫌收受印刷厂贿赂案件时，考虑到直接接触行贿方印刷厂厂长取得行贿证据比较困难，侦查人员便假扮客户身份与印刷厂厂长商谈印刷业务，在商谈过程中，厂长承诺给“客户”20％的回扣，并说明其他客户也是给如此比例的回扣。而此时侦查人员马上亮明身份，并播放了刚才谈话的录音，厂长只好如实承认了向某学校校长张某行贿的事实，并提供了支付行贿款的相关账目{3}。但是，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对技术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手段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检察机关在实践中采用技术侦查手段或者秘密侦查手段的合法性及其证据的有效性也遭到了外界的质疑尤其是辩护律师的责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