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则对使GATT恢复活力抱以极大热情。1981年，里根领导下的新政府上台，迫切希望在美国与其他国家关系问题上提出新的思想和增加新的动力，表现出与此前民主党政府政策的截然不同。基于其自身的自由贸易理念和摆脱国会限制进口的压力的需要，新政府为GATT确立了一套野心勃勃的目标，大大超越了传统的关税和非关税堡垒。美国现在要寻求世界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并且解决投资和服务贸易中的障碍。
1981年3月，Arthur Dunkel在一次演讲中，阐述了GATT秘书处的观点。他说，各国政府由于受到一种恐惧的平衡力量，才不会滑向保护主义，即担心一旦限制贸易，就会招致报复并损害整个贸易体制。他认为，这种情况是不会持久的。如果没有大家向着正确方向的共同努力，就不会有安全可靠的基础，而没有这一基础，贸易体制就不可能解决快速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困难和其他因素所造成的压力。他说，这种共同努力“并非不可能”。
Dunkel的希望，主要基于以下判断：所有GATT成员国都非常担忧贸易关系的下滑与恶化，而GATT本身，即国际贸易中的法治，也面临明显的危险，将会受到损害和规避，从而丧失其可信度和有效性。他的希望，还有一个更为即时、具体的原因：很多国家都告诉他，支持召开一个政治层面的会议，以便对贸易体制的困难进行坦诚的评估，并且共同努力解决这些困难。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回合谈判缓慢地启动了。
开始谈判的决心也许容易下，但谈判的过程却是复杂的。仅以关税谈判为例。受到国内商业团体的敦促，每个参加者心里想的都是自己的国家贸易利益。每个人都想为自己已经或即将生产的产品打开外国市场，却不愿意降低自己的关税，尽管经济学家告诫说，降税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消费者也会欢迎低价的进口产品。由于存在不愿面对更大竞争的国内生产商的压力，有时还由于担心降税会减少政府收入，多数国家削减关税，都是为了得到谈判对手的相应削减。不到最后一刻，每个人都不愿意亮出底牌，因为这样做就会失去讨价还价的力量，并且遭受失去保护的国内利益的批评。GATT的关税谈判，有些地方很像扑克牌游戏。
启动谈判的宣言中，要求采取适当方法削减或取消关税，包括高关税和关税升级，并且所有成员都应进行关税减让。落实到具体谈判中，谈判代表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哪些关税是可以取消而不仅仅是削减的？对于没有取消的关税，能有一个削减的目标水平吗？什么是高关税，以及如何削减或取消？如何界定关税升级，以及应当采取什么方式进行削减？如果有些国家过去没有作出什么关税减让，现在如何劝说他们减让？（有些发展中国家认为谈判不是互惠的，而有些国家只有在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市场对他们开放时，才会削减、约束自己的关税）能否采取某种降税公式？很多国家的约束税率都比实际税率高，那么谈判应以哪个税率为准？每个国家每个税目进口的价值是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