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刘少奇的上述讲话反映出他们的政治智慧和人民立场。虽然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政治弊病,但也只是对所谓“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而不至于对一般劳动群众滥施剥夺生存条件的暴力,更不至于糟蹋耕地、毁坏民房,倒是对群众指向官僚主义的暴力给以同情。
毛泽东的“雀巢比喻”说明了共同体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承认他人乃另一个自我,理解他人的尊严等于我的尊严,体会他人的耻辱等于我的耻辱。而刘少奇“人民内部矛盾论”更着眼于制止任何借口的反人民暴力,因为他从事实和经验研究中发现了官僚主义者总倾向于以蛮横压制来掩盖其侵犯人民利益错误的秘密。
那些暴征强拆的地方官员也都高举着“公共利益”或“综合执法”旗子,但并不能掩盖其反人民性;因为对共同体任何个人合法利益的剥夺当然地意味着对所有人合法利益的可能剥夺,积累起来,必然造成人民共同体的分裂,而陷于无法无天的前政治“战争状态”。没有人民的政治权利,便没有人民的财产权利。为了杜绝暴征强拆悲剧,必须根据人民共同体政治学原理规范“公共利益”的论证和司法审查。任何“公共利益”的论证过程要在人民参与的政治体制下进行,法院判决也不是为了对强制征收土地财产作最后的合法认定,而应该站在寻求不征收、尽量少征收、避免强制征收的人民立场上,首先审查政府的“公共利益”论证以及相关征收、补偿是否合理、合法。
立即叫停和审查地方政府的征地拆迁计划
去年年底,安徽一位省政府高官发表文章说:2008年国土资源部颁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以来,地方政府视之为卖地生财的“救命稻草”,强制农民并居“上楼”;这一掠夺农地、侵犯民权的“灭村”、“圈地”运动席卷大半个中国,为害巨大,“必须叫停!”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则针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发表社评呼吁:切断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利益关联、不让含混不明的所谓“公共利益”给官商以可乘之机,乃终结暴力强拆的关键。
去年农产品价格的暴涨已经警告了基本农田骤减的危机,今年多省份的严重干旱更让人忧心农业生产和农村稳定,而2011年2月14日的《人民日报》再曝荒唐事:全国二百多个地级市竟然有183个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这隐含着多么恐怖的征地拆迁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