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
注意到哲学理性上证据与实践理性上证据的分野，是我们正确认识证据概念并对其进行定义的前提。同时，程序的运动性以及程序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决定了证据品性的多样化，由此也使证据这一概念基于不同的认识判断主体、不同的诉讼阶段有了不同的内涵，从而形成了不同层次的证据概念。就证据形式而言，以手段、根据等功能来表述而回避对其形式的追问，无助于对证据的认识和把握。因为证据是认识对象，若以主体认识差异而将证据列入主观的范畴，只会将证据概念研究引入唯心主义的泥潭。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尝试给诉讼证据作出如下定义：诉讼证据是诉讼主体在诉讼过程中认为有证明力，并收集、提供、用来说服他人支持其主张的承载着一定信息的人或物。当然，围绕证据定义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比如证据定义是否包含程序价值，证据定义与通常人们所讲证据三个属性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等，但限于篇幅，本文不再专门论述。
【作者简介】
陈卫东，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王兆峰，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
【注释】对证据含义理解的混乱，不仅造成了学术对话的错位，影响了证据法学乃至诉讼法学的学科建设，对司法实践也构成了严重威胁。一些冤假错案的酿成，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立法对证据含义的矛盾规定有关，高亚雷发表在2005年11月30日“法源网”上的《正义之神为何蒙住双眼？——也谈佘祥林“杀妻”案》一文的分析可做例证。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04页。
参见王汉清主编:《逻辑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参见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参见陈光中、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参见何家弘:《让证据走下人造的神坛》，载沈德咏主编:《刑事证据制度与理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页。
参见何家弘:《让证据走下人造的神坛》，载沈德咏主编:《刑事证据制度与理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292页。
参见陈胜法:《对诉讼证据概念的新认识》，载2005年8月31日“中国法院网”。
参见马志毅:《中美证据制度比较研究》，载《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3期。
参见ClaussRoxin:《德国刑事诉讼法》，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236页。
参见李莉:《论刑事证据的证据能力对证明力的影响》，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4期。
参见马志毅:《中美证据制度比较研究》，载《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3期。
参见吴宏耀，魏晓娜:《诉讼证明原理》，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长期以来，我国法院判决书的说理性比较差，反映了与司法理性背离的武断作风，引起了学界及公众的不满。所以，近年，最高人民法院一再强调各级法院判决书要加强说理性。
参见宋世杰:《诉讼证据概念的科学表述及特征》，载2005年5月19日“中国刑辩网”。
参见闵春雷:《证据概念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1期，第83页。
参见余茂玉:《事实信息理论:证据法学研究困境之出路？——评〈刑事证据研究——事实信息理论及其对刑事证据的解读〉》，载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局域网论文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