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
司法实践中对此问题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主张。狭义的观点认为，应限定在轻微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1]广义的观点认为，只要有被害人，且被害人与加害人自愿和解的，即使是重罪案件也可以和解，只不过和解后的后果不同{1}。本文认为，在坚持当事人自愿、公平公正、不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的原则前提下，可以折衷上述两种观点，适度推广适用刑事和解。具体来说，刑事和解适用的对象应当是主观恶性较小、人身危险性较低的犯罪嫌疑人，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成年的在校学生以及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等。刑事和解适用的案件应当是社会危害性较低的犯罪，其范围可以限定为两个：一是刑事自诉案件；二是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三是《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具有法定的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对于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无论是在批捕阶段还是在公诉阶段，都是最大限度化解矛盾、促成和解的工作重点。对于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犯罪以及情节恶劣的犯罪、重罪、累犯和应当数罪并罚的案件，不适用和解。
（二）明确刑事和解的运行模式
在实践中，刑事和解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委托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以上海市杨浦区公检法机关为代表；二是检察机关主持调解，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主要采取该做法；三是当事人双方自行和解，检察机关只负责提供签约、履约场所，承担告知和对合法的和解结果予以确认等工作，如河南、浙江等地采取了该做法。本文认为，刑事和解的运行模式宜采取由当事人自行和解的方式。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是基于对效率的考虑。刑事和解程序包括和解准备、和解陈述、和解协商等阶段，它所耗费的社会资源并不少于一审普通程序，在目前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面临的案件压力日益加大的情况下，由司法机关主持刑事和解不现实也不适宜。其次是基于对公正的考虑。检察机关是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负责履行追诉职能，由检察机关主持调解不具备中立性，不符合公正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