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作为检察工作考核指标之一的不起诉率制约着刑事和解的适用
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即使愿意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但为了防止违法、违规滥用不起诉权，上级检察机关通常对不起诉标准进行严格控制，并坚持将不起诉率作为考核整体工作的标准之一，使得许多经刑事和解后符合不起诉条件的刑事案件不得不进入公诉、审判程序。同时，因上级检察院对不起诉标准的严格控制，使得办案人员不得不经历诸如提交主管检察长决定、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以及向上级检察机关备案等各种复杂的内部司法行政程序，导致一些经和解成功可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仍被起诉到法院。如对上述50件案件作和解处理后，除对其中的4人作不起诉处理外，其余均作起诉处理。实际上，上述案件经法院判决后，有14人被作缓刑处理，2人被免于刑事处罚，刑事和解提高诉讼效率及节约诉讼资源等功能的发挥受到制约。
（四）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缺失可能导致刑罚适用不平等问题
从其实施情况来看，有无赔偿能力已成为是否适用和解制度的重要决定因素。通常情况下，能够通过刑事和解达成协议的往往是那些有赔偿能力的犯罪嫌疑人，他们在履行了经济赔偿责任后，容易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从而获得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处理结果；而在一些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中，由于犯罪嫌疑人家庭条件差，即使他有和解的真诚意愿，但很可能因无力承担金钱赔付责任而得不到被害人的谅解，导致失去和解机会。实践中，可能出现有钱人因故意犯罪被免于起诉，没钱人因过失犯罪却被告上法庭的情况，给人刑事和解是有钱人逃避罪责的“安全通道”的印象。
（五）刑事和解工作增加了检察机关的工作量，但没有纳入各种评价体系
在审查起诉中进行刑事和解，办案人员从询问被告人与被害人双方是否有和解的意愿，到双方达成和解协议，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当前检察机关“案多人少任务重”的情况下，如果仅凭办案人员“司法为民”的检察情怀化解矛盾，将不利于刑事和解工作的长效开展。
三、完善刑事和解立法规定的几点思考
如前所述，刑事和解具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高诉讼效率和节省司法资源的功能，但在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刑事和解制度尚不能充分实现其承载的应有功能，而其出路就在于尽快完善刑事和解的立法规定，建立刑事和解适用所需的配套制度，从而使其发挥自身的合理价值。本文认为，完善刑事和解的立法规定应重点考虑如下几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