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从全国的整体形势来看，犯罪团伙的数量在急剧增加，当然个别年份有所减少。重庆的具体情况与全国的犯罪团伙的整体形势是相符合的。这个时期，重庆犯罪组织处于草创时期，没有明显的经济目的，就是讲义气，靠拳头打天下。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封曼虽然个头不大，但是以凶狠著称。1982年，封曼因为聚众斗殴被判刑两年。但其出狱后并未悔改，仍以暴力犯罪为生。1990年，又因介绍妇女卖淫被劳动教养三年。这种靠拳头打天下的思想，在封曼身上根深蒂固，即便后来他已成为公司总经理，仍然有所显现。20世纪80年代，重庆永川的黑帮头目之一曾令文也活跃在永川街头，以胆大心细，打架敢死闻名。这个时期，实施暴力的工具主要是冷武器，如棍棒刀具等。枪支、弹药、爆炸物等热武器使用较少。此时期因为没有明显的经济目的，暴力的组织程度较低，同时因没有经济能力，因而没有明显的寻找政治庇护的动力和能力。
（二）从1997年到2002年，发展时期
以“二王”（王渝男、王平）团伙为代表，还包括重庆永川三大黑帮（曾令文、杨天明和陈维强）。这个时期以1997年为起点，是因为这一年重庆成为直辖市，带来了资源的大流动，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开始拉开帷幕。重庆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时期以2002年为终点，是因为2002年底，封曼黑社会性质组织受到打击，封曼被定罪处刑。2002年12月，王渝男和重庆永川三大黑帮被法院定罪判刑。这些黑社会性质组织受到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被定罪判刑，宣告其发展时期的结束。这个时期，重庆黑社会性质组织积累资本的形式比较简单，就是通过开设赌场和聚众赌博，从中抽成和放高利贷以积累资本。20世纪90年代末，王渝男就在重庆璧山县白云湖开设了一个有数十人参与、赌资达400多万元的“百家乐”大赌场。1998年，曾令文先后在重庆永川茶山竹海及城乡结合地开设赌场，以骰子、金花等形式聚众赌博，从中抽成，还形成放高利贷等一条龙服务。仅1999年2月到12月，就从这一山庄赌场获利数百万元。[2]这个时期，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始把触角伸向影响国计民生的经济领域，但是还没有形成对这些行业或者领域的控制。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期，那些后来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开始主动或者被动地卷入利用暴力或者保护伞等非法手段来积累资本和排除竞争者的斗争中来。1997年12月，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发布后，王天伦投资千万元成立重庆市永红食品有限公司，开始规模化从事生猪的屠宰和流通。1998年，封曼通过行贿拉拢重庆原巴南区人大代表、巴南区经济管理开发委员会主任肖某，虚开土地出让金500万元的收据，骗取了验资和工商注册，成立了重庆市聚汇房地产开发公司等4家公司。2001年，陈明亮、马当、雷德明等人在大世界酒店开设了云梦阁夜总会。这个时期，暴力仍然是赤裸裸的。这不仅表现在用暴力追索赌债，还表现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亲自参与暴力过程或者亲自指挥暴力活动。如1996年12月，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王平参与重庆朝千隧道枪战，虽然警察布控严密，但仍然得以脱逃。曾令文用黑钱开设了一家“永川新世纪装饰公司”，凡是他看上的大的装饰工程，就让手下帮他搞到手。如果客户不同意，就采取暴力手段，直到同意为止。1998年，封曼只因在洗脚城对服务员不满，就亲自带领手下进行乱打乱砸。这个时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开始寻求政治庇护，但方式比较单一，就是行贿，用金钱收买党政干部和司法人员。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还没有直接追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光环。比如，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王渝男案件牵出的保护伞就有原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总队长李虹、市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兼研究室主任龙蜀渝、市公安局水警总队政经保科科长汪德泉及原市公共安全专家局治安总队秘书科副科长李德华等人。封曼案牵涉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46人，其中包括处级以上干部25人，其用于拉拢、腐蚀党政干部的费用达数百万元。封曼虽然曾经媒体评为“百名民营企业家”，但其仍只是在追求社会身份的认可，还没有追求政治身份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