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在我国的历史发展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中，尚未发现关于上诉不加刑的内容。建国以后，上诉不加刑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56年10月《审判程序总结》中规定：“对于被告人或者他的监护人、辩护人、近亲属提起上诉的案件，如果认为原判处刑显然过轻，而确有加重刑罚必要的时侯，应当用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当时，最高人民法院马锡五副院长曾对此作了说明，他说：“在刑事案件审理程序初步总结这一部分内，还提到由被告人或者他的辩护人、近亲属提起上诉的案件，是否可以加重刑罚的问题。我们认为，在目前是可以加重刑罚。但在加刑的方式上，却以采取由上诉审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的办法，比较妥当。因为由原审人民法院改判加刑，不但可以更好地考虑当地客观实际情况，而且可以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利。同时，通过发回重审，还可以收到提高下级人民法院干部政策业务水平的效果。”[5] 1956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由被告人或者他的监护人、辩护人、近亲属提起上诉的案件上级人民法院不直接加重刑罚问题的复函》中，并指出：“苏联方面的经验(指在上诉不加刑方面的经验。——笔者注)，可以供作起草刑事诉讼法时的参考，目前还不宜机械搬用。”1957年，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目刑事诉讼法草案(草稿)》时，有的同志提出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文写上上诉不加刑原则。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赞同者不多，所以未能写上。随后，反右派斗争开始，政法战线受到猛烈冲击，上诉不加刑原则被作为“有利被告”的资产阶级右倾原则受到了批判。[6]在这种左的浪潮中，有的地方法院甚至感到发回原审改判加刑都有些“束手束脚”了，要求允许上诉审法院直接改判加刑。1957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刑事审判程序上某些具体问题的临时变通意见》中答复说：“关于被告人或者他的监护人、辩护人、近亲属提起上诉的案件，上诉审人民法院可否直接改判加重刑罚的问题，如果原判处刑显然过轻，确有加重刑罚必要，而案件事实以及为虽则所需要斟酌的一切犯罪情节都完全清楚，证据明确，无须发回原审改判时，也可以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而由上诉审人人民法院自行改判。”1958年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作了一个同样的批复。1963年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草案(初稿)》时又有同志提出应采纳上诉不加刑原则，但由于当时“左”的空气相当浓厚，这一意见又被否决了。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把我国的一切法律制度、包括很不健全的刑事诉讼制度都糟蹋殆尽，所谓“上诉不加刑”问题根本无从谈起。所以，从建国到1979年刑事诉讼法公布的三十年间，我国司法实践基本上没有采用上诉不加刑原则而是采取上诉可以加刑的做法。这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各国中也是少见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法制建设，中国开始走向改革开放，刑事诉讼法的制定重获契机。从1979年初开始，国家立法机关抓紧进行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几个法律草案的修订工作。在讨论、修订刑事诉讼法草案的过程中，对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能否加刑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对这一原则有赞同也有不赞同的，但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惨痛教训，经过充分讨论，反复衡量比较，权衡利弊得失，“上诉不加刑”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刑事诉讼法终于在第137条明确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这样，上诉不加刑原则终于在我国得以确立，这实在是来之不易的。
上诉不加刑原则在我国得以确立以后，由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是历尽“艰辛”。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正，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仍然肯定了这一原则，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90条第1款重新肯定了原刑事诉讼法第137条的规定。只是在第190条第2款对上诉不加刑原则进行了限制，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为了更好的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57条中对上诉不加刑的适用范围作了限制，但仍存在不少缺陷(容后文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