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7·23”甬温线事故现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讲话时强调：不要忘记这起事故，不要忘记在这起事故中死难的人，它让我们更警醒地认识到，发展和建设都是为了人民，最重要的是人的生命安全，政府最大的责任就是保护人的生命安全；高铁建设中要更加重视安全度，实现速度、质量、效益和安全的统一，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但是，存在政企合一痼疾的铁路系统近年来的做法表明，铁路建设速度实际上是其第一位的政绩和利益追求，铁路建设质量却有意无意地被忽略：铁路建设投资可以花掉我国用于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4万亿元救市资金的三分之一以上来博得世界第一的政绩工程，高铁增速可以采取大跃进、放卫星、超常提速追求政绩的做法用6年走完那些发达国家走了60年的路程，内部人控制公司“自主创新”的铁路运行调度系统软件在争议和故障甚多的情况下仍迅即全线采用（这被称为“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家孩子绝对信得过”的做法）；但是，建设质量、外部效应、运行成本问题却日益增多和严重：今年6月30日开通的京沪高铁耗时两年多即告建成，建设速度不可谓不快，但据媒体报道，从7月10日到14日，4天发生5次故障，其中3起事故系雷电导致供电系统失效。这样严重的质量和安全问题，不是真正的独立监管机构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能够配合出来的，而是源于政企不分、频出怪相、走入怪圈的铁路系统的体制矛盾。
这里顺便谈谈GDP冲动行为和评价标准必然带来的怪相和怪圈。在我国特殊的投资增长和干部考核模式下，建设工程质量难以提高甚至不能提高。这是因为，GDP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特别是大型、巨型工程投资拉动，建设质量低下的道路、桥梁和其他公共工程迅速毁坏、垮塌后，能为启动新一波的政绩工程创造条件，可以再次计算GDP，否则再次投资建设就没有理由和机会。所以，不能不再认真反思我们的GDP增长数字的含金量。这里所说的工程，包括硬件工程和软件工程，而后者（例如铁路运行调度新系统软件）同样可有很大甚至更大的水份！当然也包括那些“献礼工程”，它们的质量和安全是无法得到充分保障的。这些都为铁路系统的腐败行为提供了特殊温床，故须“注重抓好反腐倡廉建设”。这次甬温线特别重大事故暴露出区间信号设备严重问题的开发机构“通号院”（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和“通号集团”（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盖因为如此，已成为众矢之的。
二、行为选择方面的矛盾——先救人还是先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