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雅典人啊，恳切求你们，在我的申辩中，若听到我平素在市场兑换摊旁或其他地方所惯用的言语，你们不要见怪而阻止我。我活了七十岁，这是第—次上法庭，对此地的辞令，我是个门外汉。”[5]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申辩的第一阶段中讲的都是真话，而且在第一阶段的辩护是成功的，竟然有220人投了无罪票。
颇有意味的是，苏格拉底将辩护所针对的原告分为两类，一类是“现在的原告”，即本案程序上的三个原告；一类是“从前的原告”，即很久以前就辱骂他的人。前面说过，苏格拉底与雅典的冲突内在而深刻，这种冲突实际上是哲人生活与城邦政治生活的冲突，或者是“真理与意见”的冲突。因为哲学家是癫狂的，与常人常事格格不入，所以往往既不被人理解又遭人厌恶。在雅典人民及人民代表看来，专注于所谓“真理”的哲人，不仅无益、而且很可能有害于城邦的稳定与发展，因而必须受到审判与严惩。苏格拉底明白自从被告上人民法庭的那一刻起，败诉的命运已无可避免。他若采用对话的技艺、哲人的口吻为自己辩护，无异是用神性世界的真理来贬抑人性世界的常识，从而激怒人民法官；他若采用说服的艺术为自己辩护，则哲学的“真理”就会降格为一种政治“意见”，从而淹没在一大堆“意见”之中。于是，他采用特尔斐神谕的故事来为自己的哲人生活辩护。
特尔斐（Delphi)是阿波罗神殿所在地。苏格拉底的弟子凯勒丰有一天去了那里，他问神是否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贤明，回答是没有。
苏格拉底本人对此甚为困惑：一方面，他相信神决不可能说谎；另一方面，他确信自己并无智慧，无论大小都没有。为了试探神谕的真意，他便去拜访一位有着极高智慧声望的人，是一位政治家。交谈时他发现，这位政治家只是自己以为聪明，事实上并不聪明，于是他试着告诉这位政治家，结果引起这位政治家的愤恨，在场的许多人也对苏格拉底不满。后来他又去访问一个人，这个人在智慧方面的名气更大，结果他得到了同样的印象，也把那个人和其他许多人给惹恼了。从那以后，他一个接一个地去访问，结果发现，所有被访问者，从政要到匠人，无不认为自己有智慧。他终于明白：神谕是真的，因为比起这些人来，自知其无知实在是一种智慧。但是他的这些不断的访问与考察使自己四面树敌，引来极为恶毒的谎言和固执的诽谤。他对此也感到苦恼和害怕，但他认为他必须将自己的宗教义务放在第一位。苏格拉底说：“甚至如今，我仍然遵循神的旨意，到处察访我所认为有智慧的，不论邦人或异邦人；每见一人不智，便为神添个佐证，指出此人不智。为了这宗事业，我不暇顾及国事、家事；因为神服务，我竟至于一贫如洗。”[6]接着，苏格拉底与在场的原告米利托斯展开了辩论。这一苏格拉底式的问答如同平日一样，使得米利托斯作为对手只能表现出弱智和可笑。苏格拉底很快抛开米利托斯，面对全体法官继续他的申辩。他说他是神特意赐给雅典城邦的礼物。雅典就象一匹良种马，由于身形巨大而动作迟缓，需要某些虻子的刺激来使它活跃起来，而神让他来城邦就是起一个虻子的作用——“让我到处追随你们，整天不停对你们个个唤醒、劝告、责备。诸位，这样的人不易并遇，你们若听我劝，留下我吧。象睡眠中被人唤醒，你们尽许会恼我、打我，听安匿托士的话，轻易杀我，从此你们余生可以过着昏昏沉沉的生活，除非神关切你们，另派一个人给你们。”[7]在法庭第一次投票以280:220判决苏格拉底有罪之后，他继续发言，提出自己对量刑的主张并说明理由。原告方面的主张是死刑，饮鸩自尽，一般来说这容易引起法庭的同情，而雅典人容易发慈悲心又是十分有名的。定罪表决的票数如此接近，以至于一般人都可预计要否定原告的死刑主张应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苏格拉底的发言不仅不是“恳求”法庭，而是“激怒”法庭。他不仅不象一个劝请法官息怒的被告，而更象是一个挑惹公牛的斗牛士。他建议的刑罚是宣布他是公众的恩人，故此应由国家出钱养活他。也许自己也觉得这似乎过于搞笑，他试图再提一个建议。但由于并不了解死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就不能提议一个肯定是坏事（坐牢或流放）的处罚来代替死，最后只能是罚款了，他同意罚款一个米那。这不仅再次激怒了法庭，也令他的弟子们大为吃惊。最后弟子们愿意担保三十米那，苏格拉底表示同意。
第二次投票以360:140判决苏格拉底死刑，这意味着原来判他无罪的人中至少有80个转投了死刑票，因为原来判他有罪的人完全可以不赞成死刑。判无罪的竟然可以转投死刑票，这是个没有道理的程序。但不管是否有理，民主已决定了苏格拉底的死刑。这就是司法民主的悲剧。
苏格拉底在最后陈述中提到了死亡的两种境界，一是无知无觉，二是灵魂转移。第一种境界如同无梦的睡眠，香甜无比，就连国王们都会觉得自己一生很少有什么时候比那样沉睡的时候更幸福，死后的绵绵岁月只不过是一夜而已，但由于如此美好的夜晚人人有份，不必争夺，那么，生前提升灵魂依然是值得的，生前省察生活秩序的好与坏依然是值得的。第二种境界是灵魂抵达了另一个世界，所有死去的人都在那里相聚，可以遇见许多英名永存的人和以智慧著称的灵魂，他可以象在人间一样继续省察人的心灵，继续与人争辩，这难道不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幸福吗？但这两种境界究竟哪一种是真的，他没有说，正如他在前面已提到过的，对于死亡他不具备确切的知识。他最后说：“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8]在监狱中等待行刑的日子里，苏格拉底忠实的弟子、大富翁克里同为他安排好了周密的越狱计划，其可行之处在于：它并非是明火执仗的公开劫狱、而是金钱铺路的秘密潜逃，并且符合雅典人轻财重友的传统道义。在许多城市，苏格拉底的仰慕者都筹了款、做好了准备接应他，他依然可以继续研究哲学。但苏格拉底认为，越狱计划具有可行性不等于具有正当性。法律是雅典人与雅典城邦的自由契约，凡长期居留雅典者即视为自动与城邦立约，既受城邦保护、亦受城邦制约。法律从未禁止雅典人携带他的妻儿与财物移居他邦，也就是说，七十年间，苏格拉底有足够的时间解约而未解约，却在法庭定谳之后越狱毁约，无疑是不义之举。因此，他必须服从法庭裁决赴死，这是他的责任。这里的大智慧在于，既表白了自己对城邦法律的服从，又显示了自己对哲学真理的执著。死是人生的题中之义，大部分人的死都是默默无闻的，只有少数人的死进入了历史，而苏格拉底的死则是震撼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