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本人的一生恰恰经历了雅典民主制度由盛转衰的过程，所以他并不是对民主知道得太少而是太多。让他深感其痛的是，民主的统治仅仅是多数的统治，但多数并不真正拥有智慧。苏格拉底对流行的意见往往是蔑视的。当人们一般都认为某个问题是天经地义的时候，他往往会提出质疑或反省。“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是他最著名的话，也是他一生的实践。他不喜远游，甚至对自然界也无大兴趣（少年时喜好）。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的哲学家”。他喜欢在城里、在集市上、在廊下与人谈天，内容都是人间或人生的各种话题。在谈话中他喜欢辩论，尤其喜欢诘问对方，从中他生发出一套卓越的辩证的技巧，一种探究真理的技巧。一方面，苏格拉底在诘问对方时也在追问自己，在启迪对方时也使自己升华；另一方面，许多自以为是的智者在苏格拉底的否定式论辩术下每每败北而招致羞辱，这当然使他感到无比惬意。苏格拉底一生都在讥讽世界，蔑视世俗所艳羡的一切，诸如财富、权力、地位、名誉等等。他不仅蔑视权贵，也瞧不起普通民众。他列举了他认为从事属于“粗鄙行业”的诸如“漂洗羊毛的，做鞋的，盖房子的，打铁的，种田的，做买卖的”等，都是“笨蛋和傻瓜”，他们根本不懂公共事务，怎么能参与统治呢？所以，苏格拉底从“知识即德性”的命题出发，主张在最重要的公共事务亦即政治事务上实行一种知识的统治和智慧的统治。他认为城邦不能够由公民自己来治理，而是要由“知道如何统治的人来治理”。这个人大概就是后来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或者中世纪基督教发展起来后所形成的“牧领权”的治理方式，人民就象群羊一样，需要由一个放牧的人来照看。这个理念的前提是：既然舵手、鞋匠、医生等等都需要专门的知识，那为什么恰恰在最重要的事务——政治事务上却不需要一种专门知识呢？这是他批评民主的一个内在理由。
问题在于，他不仅是个思想的哲学家，还是一个“行动”的哲学家，这个“行动”就是对话和演讲。他一生都在研究和教学，没有从事过任何其它工作。他的教学也从不收费，所以，说他的职业是教师似乎也不对。他依靠他父亲留给他的遗产所得的微薄收入为生，生活简朴到一般人无法忍受的程度。他没有衬衫，也不穿鞋袜，总是一件同样的外衣，其实就是一块大氅一样的布，白天穿着，晚上一摊开既是毯子又是床垫。他的饮食也极为简单，没有哪个人能像他那样忍饥挨饿。清心寡欲使他“衣食无忧”，并有足够的闲暇从事哲学。他是土生土长的哲学家，市井中人，整日在城邦与任何愿意听他讲话的人讲哲学度日。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在其著名喜剧《云》中让苏格拉底作为一名丑角出场，对他癫狂和古怪的行为方式极尽嘲弄[4]。但无论如何，他的弟子满天下，许多不同哲学派别的人都自称师承于他的教导。尤其是有一批年轻的朋友经常纠集于他门下听他宣扬反民主的学说。如果在雅典民主制的兴盛之时，人们完全可以宽容仅仅是“宣扬”反民主学说的行为，但在雅典民主制衰退之时，这已经不能容忍。
在审判苏格拉底之前，公元前411年，后来又在前404年，不满分子勾结外部敌人斯巴达推翻了民主政体，建立了独裁专政，施行恐怖统治。这两次专政时间都不长，只有几个月，但都有许多恐怖事件令人难忘。公元前401年，就在审判前两年，反对分子又发动了进攻，但没有成功。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苏格拉底曾鼓吹武力推翻民主制或亲自参与任何政治阴谋，但他的“蛊惑青年”的“罪行”现在已不可饶恕，因为他的弟子中地位显赫的、有钱的年轻人在上述所有三次的政治动乱中都起了领导作用。
审判开始了。本案的法庭由500人组成。苏格拉底按法庭程序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他的辩护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定罪表决之前，作无罪辩护；第二个阶段是定罪表决之后量刑表决之前，提出量刑主张；第三个阶段是量刑表决之后，作对死刑判决的评论。
苏格拉底认为：辩护人的首要责任是讲真话；而法官的首要责任是集中精力听取并考虑辩护人讲的是否谎言而不必在意其讲话方式。
他说：“雅典人啊，你们如何受我的原告们影响，我不得而知；至于我，也几乎自忘其为我，他们的话说得娓娓动听，只是没有一句真话。
他们许多假话中，最离奇的是警告你们要提防，免受我骗，因我是个可怕的雄辩家。无耻之极！他们无耻，因为事实就要证明，我丝毫不显得善辩，除非他们以说真话为善辩。他们若是以说真话为善辩，我还自认是演说家——不是他们那种演说家。他们的话全假，我说的句句是真；藉帝士的名义，雅典人啊，不象他们那样雕辞琢句、修饰铺张，只是随想随说，未经组织的话。自信我说的全是公道话，你们不必多心，反求节外生枝之意；我这年纪的人绝不至于象小孩那样说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