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自控性符合是指犯罪行为的实施者，可以控制自己的犯罪行为。其中包括积极自控性和消极自控性。积极自控性就是传统刑法理论上的故意，他的特征是对犯罪结果具有期待性，包括全期待和半期待。全期待是因渴望结果发生，而积极的实施行为追求结果。半期待是指知道结果可能发生，但是在行为自控性的主观意念中，并不排斥结果的发生，而是认同结果的发生，因此以消极的行为方式，追求结果的发生。在此种情况下，由于期待的不完整，导致结果的不确定刑，但是一旦结果发生，恰恰就是这个不完整期待的结果，因此我们称之为半期待。需要说明，这个表述是对于实行行为中的主行为而言的，而不是手段行为。那么手段行为是否需要自控性符合评述呢？我的回答是不需要的。手段行为只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在我国，很多时候是学理的理解，也就是说法律条文的应有之义，这就足够了。
第二层次是关于无罪事由排除性符合的考察，本案当事人不具有可宽恕事由，当然，更不具有正当化事由。所以，应该说本案是成立强奸罪的。
二
根据三要件理论，行为结果性符合、行为形式符合和行为手段符合被编排在第一层次。主要内容同上，很显然，在形式违法构成要件的角度来说，已经完全成立。
第二层次是实质违法要件说明部分，着重在于排除实质不违法的行为，也就是上文我们所说的正当化排除事由。当然，本案并没有这样的事由。
第三层次是责任要件，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可宽恕事由——责任能力和期待可能性。当然，本案也没有这样的事由。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出，三阶层的构成要件理论，与英美国家的入罪出罪理论或者说定罪要件和辩护要件理论，在构成要件的种数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区别的关键是方法论。而这些方法论中的实际理性，我们概括一下，就有两个。第一，就是惩罚邪恶的犯罪，尽可能的明晰罪状。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第二，就是保障无罪的人不被追究，解释犯罪的恶到底是什么内涵。所谓不冤枉一个好人。在这种理性之下，又产生另一种理性，也就是防止法官专断，这样产生了罪刑法定原则。而什么是法？这在两大法系，是有争论的。在英美，法官对案件的解释，就是法律，罪刑法定更着重的是强调程序正义。正像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中表述的那样，“因为法官说什么，法律也就常常变成了什么”。大陆法系的国家，尤其是德国，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没有看到判例对于民众的指引作用。所以，大陆法系国家，比如德国，虽然法理高度发达，但是却不承认判例是法，具有法的功能。只承认议会弄出来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法。而议会的议员，包括我们的全国人大代表，他们并不是法律专家，相对于法官来说，更多的是法律的门外汉，这是他们不能据悉法律逻辑的内在因素。同时我们都知道，议员们并不能像法官那样，直接的面临社会利益冲突，并在利益冲突之上，寻找理性然后再寻找规范。议员中的绝大多数，只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寻找规则。这样他们所指定的法律规范，便不具有具体性，而更多的是原则性。这样，大陆法系的法律，则更需要法官在使用时，在适用时，进行更多的理解和解释。而案例所确定的规范，更容易使法官操作，而不需要做更多的解释。所以，罪刑法定原则在英美，更注重强调正当程序，而不是成文法具有明确的规定。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需要大家注意。也就是关于是否犯罪或者说定罪问题，是由民决团（陪审团）作出的。民决团（陪审团）可以遵守法官对法律的解释，也可以不遵守，只根据自己的良知，确定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这样，对于犯罪构成要件——如何确定被告人是犯罪行为人的理论和逻辑，必须要通俗易懂。因为民决团（陪审团）的成员，并不懂法（否定法律专家），只是普通公民。这样，导致了英美法系的实用性的，辩证性的，一目了然的两阶层犯罪构成体系。而不是像德国的，层层递进的阶层性的犯罪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