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笔者认为，我们要真正理解和掌握沉默权的含义和精神实质，不要把人类这一文明的诉讼文化成果拒之门外，要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吸收，不要把沉默权同我们一贯奉行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对立起来，甚至认为水火不相容，这对推进我国的司法改革是不利的。
三、沉默权与自顾原则
如前所述，沉默权并不排斥被追诉者自顾供述，即讯问被追诉者不得违犯自顾原则。但是，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理论是极其虚伪的，“西方国家的诉讼理论，强调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不得违反‘自顾’原则，否则就算是‘非法讯问’，由此而获取的供述将被排除。这种理论极具虚伪性。”[6]该文还列举了三个理由，证明自己的看法，“其一，即使西方国家，警察讯问也决不可能是在犯罪嫌疑人完全‘自顾’的情况下进行；其二，警察为了侦破案件，维护社会治安，决不会拘泥于所谓‘自顾’原则；其三，如果僵硬地要求警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守‘自顾’原则，则必然导致放纵罪犯。因此，即使在英美国家，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这种极端虚伪的理论也颇多微词。硬要把这种虚伪的理论移植于中国，更会是南桔北枳，培植出非驴非马的怪胎。”[6]该文的核心是在不积极主张沉默权的同时，反对“自顾”原则，用其文中的话叙述就是，“在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坚持严禁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逼供诱供。诚然，在讯问时，势必要对犯罪嫌疑人施加一定的压力，但对这种压力必须把握适当的限度……。”[6]这段论述的“精彩”之处，在于既反对刑讯逼供，又主张施加一定的压力，而抛弃自顾原则。笔者认为这是自相矛盾的，其实质是仍然坚持“势必要施加压力”。这种以施加压力来收集口供的理论，在实践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是可想而知的。至于是否主张沉默权，诚然可以探讨，而主张“施加压力”反对“自顾”供述，笔者认为有违时代精神，有违司法文明，有违诉讼原理，我们不能在讨论是否规定沉默权的争论中，仍然还要坚持在诉讼中对被追诉者“施加压力”来收集口供。尤其是在推进依法治国方略，进行司法改革，贯彻落实刑事诉讼法，解决“重实体轻程序”，倡导司法文明之时，视沉默权为“虚伪的理论”，提倡讯问被追诉者“要施加一定的压力”，不管如何界定这种压力的界限，都是令人费解的！
四、沉默权与警察的讯问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