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此文为重庆社科基金项目：“建设平安重庆的重要举措—合理推进社区矫正”（2009FX08），项目负责人：王利荣；与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社区矫正制度完善与实施机制研究——以‘平安重庆’为视角”（SWU0909625），项目负责人：郝川的阶段性成果。
尽管有关部门以此确认体制名份的意图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关照
刑法体系逻辑性和完整性方面考察，我个人不大赞同将社区矫正引入
刑法。第一，这一概念不能完全涵括社区环境下的刑事执行种类；第二，管制、缓刑、假释均能独立表达各自的法律涵义；第三，矫正本身容易引发岐解，用社区处遇、观护更能体现刑事法向社会法的过渡特点，第四，也是更重要的是，这样做限制了社区预防犯罪的原理在社区戒毒、毒瘾维护治疗、刑释人员安置扶助等方面的积极的综合的运用。况且在基层司法行政部门的职能范围：社区矫正与刑释人员安置帮教的体制和运行方式，没有太大的区别。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山东法院适用缓刑情况调查报告》，《山东审判》2008年第5期。
杨凌：《重庆市涪陵区社区矫正调查报告》，【2010-09—08】/http：//www.jcrb.com/jcpd/jcll/t20100806。
只要立法者不将社区服务与剥夺自由刑的转处作为管制内容，在市民社会中，法院、被害人及公众甚至犯罪人自都不会将管制视为刑罚，行刑实践中管制执行还不得不靠包括劳动教养、强制戒毒等强制手段维系，一定程度说明了问题。因此，法官慎用管制的态度不应受到指责。
上海监狱年鉴编纂委员会：《上海监狱年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51页。
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32页。
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461也。
周勇、张灵：《初论矫正项目》，《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9年第期。
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等：《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1007页。
约翰·布拉德：《荷兰社区矫正与恢复性司法结合之路》，颜久红译，《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