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非要研究两种证明责任概念的对应关系，笔者认为：说服责任对应客观证明责任；控方提出证据责任对应控方主观证明责任；被告人提出证据责任对应被告人之证明必要。这种对应关系实际上也不是非常精确的。
三、两大法系证明责任概念差异产生的原因
两大法系证明责任的差异，不仅是因为法律的规范结构不同，更重要的是两大法系的司法体制、裁判组织、诉讼程序之间的分歧，以及制度背后深层的诉讼价值观的选择。有些西方学者指出，英美证据法形成之原因即在于其对抗制、陪审团制度和审判中心主义。[16]笔者认为，这也是两大法系证明责任概念迥异之重大原因。
( 一) 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差别，是两大法系证明责任概念差异形成的最重要原因。
当事人主义强调法官在刑事裁判中的消极中立，鼓励当事人双方的积极诉讼行为，法官不享有调查证据的职权而只享有听审权。这样，法官裁决时使用的材料就不可能超过双方当事人举证的范围，检察官的举证行为或瑕疵与案件事实不清具有逻辑上的对应关系，检察官所负的责任实际上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结果责任；而职权主义却强调法官在刑事审判中的指挥权、主导权，法官不仅主持庭审，而且可以调查证据。即使检察官已负必要之主观证明责任，法院用于裁判的材料仍可能超出其举证的范围，其提出证据是其承担不利后果之必要条件，但是却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这时，检察官的举证对法官的受理可能产生影响，对法官裁判并没有太大的制约作用。
这种责任的分配，也造成其证明标准的层次不同，在英美国家，遵循无罪推定原则，反驳无罪推定的责任全系于控方，检察官应对被告构成犯罪的每一要素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这种“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可以维持控辩双方在诉讼中的对等，弥补被告人在诉讼中的劣势，也可以使被告人被误判有罪的可能性降低到极点。虽然可能放纵了罪犯但是保护了人性尊严，[17] 但是却维护了刑法在道德惩罚上的严肃性。[18]而大陆法系则只要求控方的证明达到形成合理怀疑的程度，法官可以依据其他证据形成确信。这种做法可能使法官在诉讼中倾向于控方，而对被告人极端不利，当事人主义要求控方承担说服责任的优点则一抛无余。
这种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区别，也决定了被告人证明责任的差异。美国要求被告人对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不在现场、精神病等实质性辩护理由，应当提出证据并达到优势证明的程度。[19]否则，被告人的主张就不被认可，不能提交陪审团裁判。在大陆法系，被告人当然可以提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无罪，但对其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要求，其行为不是基于义务而是基于诉讼上的利益。案件的结局如何，取决于法官的职权调查而不是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大陆法系对检察官与被告人证明责任的差异规定，实际上是对严格的三方构造的冲击，特别是对控辩平等的一种破坏，它使法官可能介入到控辩的任何一方而丧失中立、消极的裁判者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