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保障个人身体及心理不受侵犯以及个人道德与智识的自由。
2．保护个人名誉不受侵犯的自由。
3．保护个人姓名、认同及相类事项不受侵犯的自由；这也包含了性别认同（如变性人）、性生活与性倾向（如同性恋）之保障。
4．保护个人免于受刺探、监察或骚扰的自由。
5．保护个人资讯免受揭露的自由，尤其是受业务秘密保障的医疗资讯。[15]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文本将保护领域限于“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这意味着，不涉及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的警察活动都属于合法行为，而无须考虑第四修正案的后半部分对正当化事由的规定。但实际上，以这些宪法短语的语义作为裁判根据的判例为数甚少，[16]在大多数情形下，美国最高法院主要依据“隐私的合理期待”标准来确定隐私权的保护领域。“隐私的合理期待”标准包括主、客观两方面的要求：第一，该人已经表现出对其隐私的真实的（主观的）期待；第二，该种期待社会愿意承认是合理的。[17]隐私权保护领域的具体轮廓，也是由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个案判例逐渐勾勒。
四、隐私权的限制：正当化事由
如果干预行为通过了第一阶段的审查，即确认了干预行为侵犯了隐私权领域，那么接下来的审查是，该行为是否具备正当事由。符合正当事由的干预行为，即使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也因该事由而获得豁免，反之，则缺乏宪法的正当性。可见，除非一国法律划定出任何国家权力不得侵犯的核心领域，通常而言，隐私权并非一项绝对权利，而是受到了其他权利或利益的限制。在卡尔·拉伦茨看来，权利也好，原则也罢，假使其界限不能一次确定，而毋宁多少是“开放的”、具“流动性的”，其彼此就特别容易发生冲突，因其效力范围无法自始确定。一旦冲突发生，为重建法律和平状态，或者一种权利必须向另一种权利（或有关的利益）让步，或者两者在某一程度上必须做各种让步。于此，司法裁判根据它在具体情况下赋予各该法益的“重要性”，来从事权利或法益的“衡量”。[18]此种法益权衡，不能完全诉诸于法官个人的主观评价，而须以一定的原则作为衡量的依据。在刑事侦查中，正当化事由的具体规定，也正是运用法益权衡的方法，确认在何种情形下，限制隐私权所欲实现的追诉犯罪的利益超过了保护隐私权的利益。
正当化事由通常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干预行为具有法律授权的依据。授权之法律既可能是制定法、习惯法，也可能是普通法、判例法，视本国的法律渊源而定。侦查权力须经法律授权方可干预个人基本权利，是法治原则的应有之义，否则与侵权、犯罪行为无异。二是干预行为须遵循比例原则的限制。比例原则包含了三个层次的要求：（1）妥当性原则，即手段可达到目的；（2）最小干预原则，指着所有能够达成立法目的之方式中，必须选择予人民权利最少侵害的方法；（3）狭义比例原则，指一个措施虽然是达成目的必要的，但是不可以给予人民过度的负担，即手段与目的之间应维持适度的比例。也就是说，限制隐私权所造成的不利益，不得超过限制隐私权的手段所欲维护的利益。狭义比例原则实际上最为直接地反映了法益权衡的实质，因而在隐私权正当化事由的审查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