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帝制解体之后的百年而言，民国政体类属右翼极权，其后的共产集体主义正相反对，晚近三十年重回起点出发，以回头接应“1949”或者“1911”的方式，开启了市民社会的大门，逐步营建出世俗化浪潮下的浮世景观。因此，不难理解，为何“洗澡”与“洗钱”同时登台，“搓脚”和“搓麻”遍于国中。普遍的堕落景象，繁华光影中幽暗人性的悄悄满足，其实讲述的是政治放了社会一马，而一起回归人性基本面的社会重建故事。
四、公民社会
然而，正是在此，公民社会的登场愈显必需，甚至急迫。否则，“娱乐致死”的格局将底线伦理相对化，放纵畸形人性需求，同样是一种摒绝人世生活的公共性，使得世界无世界性的经营管理式打理人生方式。禁止或者无形中使得人们放弃对于公共事务进行自然法追问，不仅有违人人得享自我提升的道义，而且，彻底消泯了人世生活的公共维度，结果是人世生活本身亦将不保。因此，不难理解，即便是单纯耽溺于俗世享乐生活的格局，面对强大权力，实际上也时刻处于自身难保的局面，长远而言，可能连俗世事务的享有亦且不保，终究是早晚的事。因此，公民社会的登场不仅在于满足从市民身份向公民位格转型的现代人自我定位需求，而且，它说明了只有公民社会才能弥补市民社会的不足，进而保障市民生活顺畅延续的政治原理。
公民社会意味着在容忍和保卫私性生活的同时，满足人性中的利他冲动与公共需求，以公民共同体的自我组织化生存，在市民社会与公共权力之间形成一个间架性结构，既为其缓冲，又为其联结，而恰成一道促进双方各守其份的屏障，最终致力于可欲的公共生活。其间，一个致力于此的机制，也是最为重要的诉求，就是公民社会立基于平等主体相互承认的法权，重在赋予全体公民以集体行动的联合权能。由此，公民不仅可得抗衡国家的扩张势能，而且有益于救济国家权能的不足，形成公私分际清晰、而又相互贯通的社稷格局。臻达此境，才是整合一体的成熟国族形象。
公民集体行动及其联合权能意味着私性的市民由此变身为公共存在的公民，集会、游行和示威等集体行动是他们联合权能的实现机制，也是彰显其公民位格的分享着的公共表达方式，更是公民位格落实于生活场景的自我展现。而公民共同体的组织化生存，决定了公民结社的正当性，其中，其最高形态是诉诸政党政治。藉此最为组织化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公共关怀，构成了现代公民政治的最大特色。由此，公民社会与政治民主化天然结盟，而后者同样是“中国问题”的政体指向，属于迄今尚未解决的难题。
百多年来，“中国问题”的解决主要表现为国家建构的政治维度，强调藉由国家强力重整社会，却多少忽略了社会建设，特别是公民社会建设的必要性。晚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最近十来年间公民维权的政治实践，表明“人民出场了！”“公民出场了！”再度将此必要性彰显无遗，要求国家建构的政治之翼，以凝集为宪法政治的政法安排，对此做出有效的，而且是有诚意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