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构语境下“社会”的中国意义
许章润
【关键词】国家建构；“社会”；中国意义
【全文】
重整社会，是晚近百多年来“中国问题”的重要内涵。没有对于社会的通盘重组，中国既无“攘外”之力，亦无“安内”之望。社会衰朽，则政治无立身之基，国家建构无从谈起。实际上，自传统小自耕农格局所成就的“一盘散沙”转型为现代社会与经济形态，非得经由生产方式的重组而引致生活方式的改换，进而引发社会变革，造成新型社会形态，继而提炼出新型政治形态不可。否则，“中国问题”之解决无望，固无疑义，“人生问题”亦且无出头之日，也在情理之中。
因此，“重整社会”讲述的是中国的社会建设或者社会重建这一主题。而“社会”一词与政治、政府或者国家相对应，至少包括经济社会、伦理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等诸项愿景。实际上，就晚近中国的历史逻辑来看，它们启自市场经济的发育，次第登场，而终究势必导向政治社会的成长，汇入中华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洪流之中。
在以下的篇幅中，笔者就晚近“中国问题”视野下，在国家建构的意义上，“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核心愿景逐一略作剖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凡此论述，既非一种历史类型论梳理，亦非有关“中国社会”的理想类型式阐释，毋宁，它旨在揭示在“中国问题”和“国家建构”的语境下，“社会”的多层次含义和多元化愿景，凡此含义和愿景，有些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有些尚需假以时日，才能从应然变成实然，获得自己的中国式肉身。
一、经济社会
百多年间，“发展经济”蔚为主旨，无论政体如何变换，而此项宗旨贯穿如一。[1]但是，就采行何种经济模式或者进路以求“发达”与“繁荣”而言，则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自洋务运动以降，为使传统中国的帝制经济、诸侯经济和小农经济变身为现代经济形态，中国经济转型的总体趋向是学习“商业民族”的西方模式，以建立现代中国的工商业体制，诉诸经济强国的愿景。而自民国肇始以还的四十年间，主流取向是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发展民族工商业，形成以国家调控和市场运作并行、诉诸现代法权安排为基本形态的经济形态。此后官僚资本的产生及其权贵垄断性经营，其弊日显，在政治革命之后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历经三十年的“一大二公”，于二十世纪后半叶重新回归起点，再度开始自己的市场化进程。
因此，刻下已逾三十年的第三波“改革开放”，其实接续的是“清末－民国初年”的第二波改革开放的市场化理念，以形成所有权自由、交易自由和营业自由、消费自由为基本目标，同时着力于建设两相配套的法制体系。因此，才会有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申说。但是，不论怎样，如何创造财富，使得国民财富极大地涌流，同时，确保财富的创造者享有和消费财富，依法保护财富，构成了三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引导中国经历和经历着自经济社会向政治社会的成长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