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有关新刑律的论辩中，收回领事裁判权并非法理派方面唯一的理据；涉及新旧法律的取舍和存废，法理派的论证也并非只有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考量。沈家本以各国大同之良规、近世最新之学说，与中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为修律的三项准则，前已述及。然而何为良规?为何要取近世最新之学说?倘此良规与学说“戾乎”中国之礼教民情，又当如何处置?进而言之，中外之间，价值可有高下先后之分?如若产生价值上的冲突，又当以何种价值为更优?对于这些问题，法理派方面未见有系统明白的说明，而新刑律却屡屡被指一味模仿外国，不顾中国之礼教民情。对于这类批评，法理派除了诉之于“外”的方面，也常常向“内”征引儒家经典。典型的例子还是沈家本。
早在刑律修订之初，沈家本即惯以儒家经义为据，指出旧律之当废当改之由。如废酷刑、止刑讯、禁人口买卖等。及至新刑律草案出，沈氏对于礼教派各项批评指责，亦多引据儒家经典驳议。这种做法在当时无疑具有正当性，而且在许多具体事例中也颇具说服力。但是沈氏并未由此引申出更高一级的原则，用来协调矛盾，指导实践，更不用说就这类原则予以理论性的阐述。比较而言，礼教派的立场更加鲜明，其总纲可以张之洞“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之说代表。在变法问题上，他们主张学习西法，但强调为我所用。此所谓“我”，则是以儒家基本义理为支撑的主体。因此，在刑律问题上，他们在学习、引进西法的同时，力图保持明刑以弼教的传统，坚持立法服从于习惯(即所谓礼教民情)的原则。劳乃宣所谓“本旧律之义，用新律之体”，即是此意。两相比较，沈家本“托古改制”式的论证与其说是基本价值的判断和取舍，不如说策略的成分更多。
既然旧律之义不可取，学习西法的依据就只能在中国之外去寻找。清末变法以立宪为核心，修订刑律，也被认为是实行宪政的一个环节，其步骤的迟速一以立宪进程的节奏为准。因此，宪政的理念和原则可以被视为新刑律修订的依据。东三省的签注奏折即云：
今既屡颁明诏预备立宪，而法律实为宪政之根据，……详译总则草案之宗旨，大抵以生命为重，以平均为义，以宥过为本旨，故过失皆得减刑，以人格为最尊，故良贱无所区别。略举数端，皆与立宪体适相吻合。
这种说法有一定代表性。宣统二年(1910)庆宪政编查馆大臣、亲王奕劻等所上《为核订新刑律告竣敬谨分别缮具清单请旨交议折》亦称：
现在朝廷博采各国成法，预备立宪，其要旨重在保护人权，《钦定宪法大纲》所有臣民权利义务，均逐一规定，旧律之与立宪制度背驰之处，亦应逐加增损。上年臣馆奏定禁止买卖奴婢之律，即本此意。盖必用宪政同一之法律，而后可保臣民之权利以尽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