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人会提出疑问，形成国家权力的力量，是人民权力，而不是来自于公民权利。相应的回答是，人民作为一个群体，一个人的集合，其所行使力量的正当性应当从每个人的权利那里寻求根据，即使每个公民的权利不会拥有相当于人民权力的内容；人民权力也不是绝对而无限的，它的正当性根据也受到检验，而检验的根据仍是个人的权利。既然如此，如果说，每个人都没有杀人的权利，而他希望国家来杀人的意思表示都是无效的话，那么，国家不能基于无效的表示来形成国家权力，所以，国家没有权力杀人。虽然“人民”作为集合概念具有超出个人以外的特征，正如从康德的理论可以延伸出，“‘人民’不是表现为个人的集合，而是超个人主义的内在价值的载体”。{17}(P163)然而，国家意志在现实操作上，只能从公民个人意志那里集中，而不能从“人民”这一集合直接获得。公民权利是具体而现实的，现实的国家权力只能从具体而现实的权利那里获得，而无法从具有抽象和假设性质的人民权力那里直接获得。

　　或许有人还会提出公民具有报复权利的假设，并认为如此可以形成相应的国家拥有动用死刑的权力。这一论断也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国家垄断了以暴力为内容的惩罚，不承认任何形式的私人复仇。即使这一假设成立，仅意味着被侵害人具有报复的权利，而其他人没有这样的权利，因而同样也不能形成有效的国家权力。除非是针对一个群体的侵害，由这个群体行使其作为整体的报复权利，但这时已经不再是刑罚，而是战争了，或者说，“大刑用甲兵”，{18}在那种情形下，已经不再是国家对其公民个人的惩罚，而是对威胁国家生存状态的力量所实施的集体报复行为。

　　（二）自由刑与人身自由

　　自由刑在现行刑法的刑罚体系中已经成为“中坚”，在许多国家的刑法中均是如此。虽然每个人都没有监禁他人的权利，但是却可以不与某个人进行交往，即与该人形成隔离；对于犯罪人，国家所施以的自由刑，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使他与社会上的其他人形成隔离。国家为保障其他公民的权益而将犯罪人进行隔离，是正当的。

　　可能存在的问题是，终身剥夺自由是否正当的问题。[21]如果认为罪犯仍具有对他人权利进行侵害的可能性，将其永久隔离于他人，应当说并无不当之处。不过，人的再犯能力的变化受到年龄、体力的限制，当其没有再犯能力或者可能性较小的情况下，将其置于监狱的做法就会受到质疑。永久性地将曾犯过罪的人羁押于监狱之中，并非妥当的做法。最近有关死刑替代措施的探讨，其中就有以“不可假释的终身监禁”作为死刑废除后替代措施的建议。[22]这一建议值得商榷：假释的基础在于行刑期间罪犯的悔过程度和人身危险性的变化，而这在量刑时是无法预估的，因而在量刑时不能先行设定假释与否。在自由刑行刑期间，罪犯的人身自由被剥夺，但并不因此否认他拥有人身自由的资格，当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原因丧失时，就应当恢复其自由。而剥夺人身自由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对他人权益和社会秩序具有的可能危险。如果刑罚执行完毕，被释放人仍有犯罪的危险，从积极防卫社会的角度，应当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防范，但是不能以剥夺或限制其人身自由为内容，而且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才可以。[23]

　　（三）财产刑和财产权

　　按照现行刑法的规定，财产刑包括罚金和没收财产。当犯罪人通过犯罪来实现其对财富的追求时，即应通过对其财产权的一定剥夺进行惩罚，同时科处一定的财产刑也是对其犯罪能力的限制。对于罚金，只要被用来惩罚以其财产权为手段或者追逐财产性利益的犯罪，则一般不会持有异议。值得研究的是没收财产刑。贝卡里亚曾说，对于被驱逐的人，不应剥夺其财产，“从罪犯那里剥夺的财产看来就应该归属于他的合法继承人，而不应归属于君主。”{19}(P52)从贝卡里亚这段话延伸看来，对被判处死刑的人，也不应剥夺其财产。从外国立法例上看，俄罗斯刑法中明确将没收财产规定为从刑之一种，“将被判刑人所有的全部财产或部分财产强制性地无偿收归国家所有”（俄罗斯刑法第52条）；{20}(P132)德国、意大利、瑞士、奥地利等国刑法中将没收归为保安处分，且限于与犯罪行为有关的财物；日本刑法虽然将没收规定为附加刑，但是限于与犯罪有关的财物（日本刑法第19条）；韩国刑法亦是如此，而且有学者认为，没收财产虽然“在形式上是一种刑罚，但实质上是属于对物的保安处分”。{21}（P504）我国的刑法立法与俄罗斯是相同的，没收财产的范围是犯罪人拥有所有权的财产，换言之，属于合法拥有的财产，而上述列举其他国家的立法中，没收针对的是与犯罪有关的财物。

　　如果犯罪人将自己的财产用于实施犯罪，或者通过犯罪获得的财产，国家将之没收自无异议，我国刑法第64条也作出了相应规定。公民的私人财产权利受宪法保护（宪法第13条）。刑法如此规定是否会不当干涉了公民的私人财产权利？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没收财产刑的合理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犯罪人施以财产性惩罚，以报应其不当地谋求经济利益或财产利益的恶意和行为；二是限制和剥夺犯罪人的再犯能力。从报应和预防两个角度出发，没收财产刑的存在仍是有说服力的。不过，只有出于报应和预防的角度去设置没收财产刑，才有足够的说服力，因而将之局限于经济性和财产性犯罪是合理、适当的，设若及于其他类型的犯罪，就难免为人所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