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国外，羁押是一个独立于逮捕制度之外的强制措施，设置的目的是限制羁押的不当使用。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不是罪犯，不应提前承担监禁刑的惩罚，很多国家在刑事诉讼法中明文规定了羁押例外的原则。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37条的规定：“在预审阶段，应当假定犯罪嫌疑人无罪，一般来说，应使犯罪嫌疑人处于自由状态”。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规定：“等候审判的人被置于羁押状态下不应当是一般的原则”。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关于该条规定的“一般性评论”中明确指出：“审前羁押应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的短暂”。这些规定都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法院判决之前不应被长时间地剥夺人身自由，而未决羁押只能是例外。
同时，严格的司法审查机制和司法救济机制保证了羁押例外原则。主要表现为：（一）审查主体是第三方的客观力量：法官。除具有紧急抓捕功能的无证逮捕外，任何形式的关押都必须由法官签发逮捕令状和羁押令状；（二）羁押理由限定在是否有逃跑、破坏证据和再犯罪上，并以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为主；（三）羁押期限普遍在4个月以内；（四）司法审查程序严格，当事人能够参与。英美法等国设立控辩双方参加的听审程序，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设立法官书面审查和直接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每次申请延长羁押都必须向法官重新提出羁押理由；（五）权利救济机制发达，被羁押人不服羁押裁决可以要求复审和上诉，在羁押过程中认为羁押不当可以向法院申诉；（六）保释社会化管理配套措施完善。域外未决羁押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率均控制在20%以内，包括我国台湾地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四
根据《中国法律年鉴》数据，自1997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的十年里，我国刑事犯罪羁押候审率超过90%。[3]
笔者于2010年3月统计了全国二十个基层检察院从2004年至2009年五年的逮捕率和羁押率，全部都在90%以上，职务犯罪的捕后羁押率更是高达98%以上。如某县人民检察院2004年至2009年受理公安报捕案件704人，不批准逮捕是10人，批捕率为98.57%；受理审查本院职务犯罪案件（职务犯罪：反贪和渎职案件）32人，全部逮捕，批捕率为100%。而全国法院每年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独立附加刑、缓刑、免刑占68%左右，其中判处管制、拘役、独立附加刑、缓刑、免刑占64%，总体轻刑率超过60%。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4]这中间大量的未成年人、老年人、轻微犯、初犯、偶犯、罪行轻微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有固定职业、固定单位或固定收入来源、家庭关系、亲戚关系明确或有自首、积极退赃和赔偿等明显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小等可以适用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在看守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羁押状态下接受侦查以及等候审判，成为我国处理刑事案件的常规模式。这一现象长期不为公检法三机关所重视。高轻刑率直接反映出我国司法实践中羁押率过高、羁押为常态、羁押期间基本无比例性的现状，[5]也直接反映出高羁押率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