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以国家责任与经济参与者责任划分为切入点，紧紧围绕这根轴线从经济体制、经济宪法和经济行政法三部分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条理清晰、富有层次感的理论体系。

　　循着作者的思路，以国家责任和经济参与者责任的划分为研究切入点，则经济法基础理论便形骸化为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是国家责任与经济参与者责任划分的界限问题，即国家责任的范围，这实际上也就是经济法的调整范围问题；第二个是这条界限为何如此划分的问题，这实际上也就是国家承担责任即国家干预的目的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是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先决条件。而在目前我国较具影响的一些经济法基础理论著作里却往往只研究第一个问题，对第二个问题研究不够甚至缺乏研究，大部分的著作往往是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出发进行研究，仅就调整对象论调整对象，仅论其然不论其所以然，仅仅划定了国家责任的范围，而对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范围的问题却鲜有论及，这必然导致理论说服力和体系支撑力的缺乏，使得经济法的体系犹如缺乏支撑的空中楼阁一样脆弱，中国经济法学说的短命和易变在一定程度上由此可以得到解释。但也有学者从市场缺陷的国家调节出发构建经济法的理论体系，认为经济法所规范的是国家为弥补市场缺陷而进行的调节活动，国家的责任在于弥补市场缺陷﹝12﹞，这种论述便已经触及了国家应对经济承担一种什么责任的问题。这种学说已为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赞同和主张而基本上成为了我国经济法学界的通说。但是将国家责任仅仅限定于弥补市场缺陷是否妥当，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引发了对国家干预目的的反思。该书作者在论及这个问题时指出“社会市场经济的所有表现形式的共同特征是，它们基本限定在市场失灵上。反之，国家调节将逐渐消失。这种片面性应该受到批评，因为在一种具有自由特征的法律体系中，国家对经济具有服务职能，因此经济主体有权向国家提出一定的要求”﹝13﹞。显然，作者并不赞同将国家责任仅仅限定在弥补市场缺陷的作法，他提出了一个更广的概念“服务性职能”，这一概念在弥补市场缺陷之外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更为广阔且呈开放性势态的经济法的生存土壤。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进一步阐述“服务性职能”的具体内涵，而这恰恰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但与其说作者在此“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阐释，毋宁说他“不愿”给出这样一个僵化的答案，因为作者已经认识到“经济行政任务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是不断变化着的经济、社会、技术、生态及其他方面调整的需要”﹝14﹞。因此可以说作者在此秉承了德国经济宪法所谓的“开放性”特征而有意未对国家责任的具体范围作僵死的圈定，而是代之以一种抽象的描述，即用“服务性职能”这一抽象概念来涵盖呈开放性势态的国家责任领域。鉴于经济主体对国家所提出的要求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因此这样的一种处理方法也很具现实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