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OMB、OIRA对联邦管制的成本收益分析还不完善，尚处于探索认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1）没有分析和评价经济管制和文牍管制的收益；（2）得到审核评估的规章数目太少，难以反映管制对社会经济宏观整体影响；（3）评估存在灰色地带；（4）转移支付类规章没有评估。[13]而独立政策机构对于管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制对经济效率和资源费配的影响，他们认为现在过多的管制渗透到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远远超出市场失灵要求监管的范围，给经济带来很高的成本。席涛教授在本书第三章第三节重点分析了联邦管制的经济的影响，比如不断增加的工作人员导致直接成本上升、监管机构通过大量的规章干预地方的行政管理、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造成过多负担，而这些成本却被转移到消费者身上。[14]最后，他提出了一些改进管制的建议。笔者注意到，在文章中席涛教授大量地运用了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当然这与经济学理性假设是相关联的，量化的数据用以支持自己的主张更具说服力，或许这也是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内“耀眼明星“的缘由吧？对于成本-收益分析，我们当然不否认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我们也应该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在美国便有许多学者质疑成本-收益分析的有效性，他们认为：个人支付意愿的标准不好确定；更加重视社会境况较好的成员的福利，未能考虑的收入分配问题；许多东西的成本或者受益难以量化；主张彻底放弃成本-收益分析以及监管记分卡。[15]从上文提到的有效成本分析以及justify一词的出现，我们可以看出成本-收益分析理论支持者试图缓和这些缺陷的一种努力。
三、法律、市场经济与政府管制——对中国问题的分析
席涛教授在本书的第四章对于美国管制体制的改革历程进行了梳理。首先，他指出经济发展和管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美国管制制度的演变过程也是美国政府职能转变和角色转化的过程，政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放松经济管制，社会管制范围不断扩展。其次，席涛教授还重点依据美国经济环境的变化，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与综合监管之间变化、调整的过程，进一步用实例论证了其在前文关于经济发展与政府管制关系的观点。
我们研究外国的实践与理论，是为了获取知识及经验教训，终了还是要应用于中国改革的实践。古语有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体制上的借鉴与移植对于我们这样的“后发型国家”当然是唯一的“终南捷径”。在进行所有的研究与探讨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白一个前提——中国社会处于一个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这也是我们思考的起点。[16]1949年，随着全面内战的逐渐结束，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政府面临的任务是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首先要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时，当时政府所面临的外部艰难环境，经济建设不可能依靠市场机构配置资源；同时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迅速成功给广大第三世界带来了无限的憧憬。为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就需要政府出面，人为地压低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压低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降低成本，在逻辑上便导致了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诚如哈耶克所说：“政府一旦负起筹划整个经济生活的任务，不同的个体和集团都要得到应有地位这一问题，实际上就一定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的中心问题，——一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将都要变成政治问题。”[17] 在对经济进行全面控制的时候，政府也逐步实现了对于整个社会的控制，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然我们并不能否认这种模式对于经济迅速发展的巨大作用。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中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手段。同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体制改革的目标，从而最终结束了人们有关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