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简政放权”中的“统筹不足”
简政放权促使F市审批权力结构产生重大调整。几年来，大部分事项下放后符合当地实际，使得市级部门从一些日常事务性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将一些管不好、管不到的事情下放到各区，实现管理重心下移，调动了下级部门的积极性，但同时也暴露出许多“统筹不足”的缺憾。
首先，F市开展的简政放权工作大多失之仓促，往往政治意义大于行政改革意义，对简政放权工作没有进行深入的调研和科学的论证，哪些可放，哪些该收，没有政策上的指导，只是笼统提出“能放则放”和“五区事权相对一致”两个原则，简政放权成为“跟风”行为。一些部门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把大部分事权下放到各区行使，有的甚至一个不留全部下放，一些需要从全市总体上进行统筹把关的事项如规划、国土和环保等事权，也大量地下放到各区。个别区向镇（街）大量下放审批事权，而在下放的同时却没有考虑到镇（街）的承受能力。
其次，事权下放程序不规范。根据要求，各市级部门下放事权要与承接方签订委托书，明确权利义务，并同时把印章一并下放，或通过格式套打的方式解决盖章问题，但少数部门未与承接方签订委托书，也没有解决盖章问题。一些部门甚至把省直部门委托下放的事权又再次委托区级部门实施，出现二次委托现象。如，外经贸系统在简政放权时，由省局委托给市局的事项就又再次被委托给区局；市局有两个事项是代省受理的，而市局却又将其下放到区局办理。调研表明，个别区局中有6个事项发生二次委托。此外，委托下放制度也未及规范，市局的上报材料表明，市局共下放事项36个，其中只有20个事项签订了委托书，仅6个事项制定了监管制度或措施。
（三）“重审批”中的“轻监管”
“重审批轻监管”是全国行政审批制度存在的通病，F市也不例外。
首先，F市的审批与管理、监督职能高度融合，责任不清晰。各部门中一般按管理条块设置内设机构，某一类事务的审批、管理和监督集中在一个内设机构中，这使得一些政策性的管理变成了审批或审批的条件，一些管理和监督措施也由审批加以替代了。
其次，监督执法主体也存在结构性缺陷。由于大范围内的政府职能没有得到整合，监督执法主体分散在各有关部门，一些关联性较强的监督执法任务不能形成合力，执法监督力量大多集中在区、县以上层级，而随着镇（街）一级经济规模和人口不断扩大，政府审批管理的重心又不断下移，但由于镇（街）没有专业、合法的监督执法机构和队伍，从而导致了监督执法的缺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