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法工委”）。人大法工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的工作机构。我国相关的法律对其职能作了界定。按照《立法法》第90条规定，如果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与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要求，由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机构，即人大法工委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如果是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以及公民有上述类似请求，法工委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显然，在第一种情形下，法工委在很大程度上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即将相关国家机关的书面要求“分送”有关专门委员会审查；在第二种情形下，法工委实际上扮演一定的“过滤”角色，即“进行研究，必要时”，才将相关请求移送专门委员会审查。应当说，人大法工委履行上述功能是由其人员组成及其性质决定的。法工委共有一百多名工作人员，按照不同的领域分为若干不同的小组，绝大部分工作人员包括其中的一些负责人都不是人大代表，其根本属性是一个职能部门、工作机构，因此，法工委不可能也不应该代表代议机构行使立法权，也无法获得授权对法律进行解释工作。
然而，现实的情形是，人大法工委却扮演了规范性法律文件制定者的角色。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为了明确相关问题，人大法工委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制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1998年1月19日通过，以下简称六机关“规定”）。这种“联合规定”虽然法律属性不明，既不是司法解释，也不是行政解释，更不是立法解释，但是，其效力却很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执行问题的解释或者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六机关“规定”第48条）从司法实践考察，该“规定”也确实达到了此效果。
与此同时，人大法工委还扮演了法律解释者的角色。修改后的《律师法》在2008年6月1日生效之后，由于在律师取证权、阅卷权等方面的规定与刑事诉讼法不一致，导致了其中一些条款在实践中无法得到执行。为了解决两部法律的效力之争，人大法工委代表立法机关以答复的形式给出了答案：“新修订的律师法，总结实践经验，对《刑事诉讼法》有关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权利的有些具体问题作了补充完善，实际上是以新的法律规定修改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此应按修订后的《律师法》的规定执行。”[3]解决《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两部法律冲突问题，属于法律解释的范畴。按照《宪法》第67条之规定，此权力当属全国人大常委会。因此，全国人大法工委上述之举有僭越权限之嫌。也正因为如此，此“答复”并没有解决司法实践中《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效力之争问题。
（2）地方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确立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体系的文件是198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制定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规定：“一、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二、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或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分歧，则应当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者决定。三、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按照此规定的授权，对刑事诉讼法有立法解释权的机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司法解释权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行政解释权的机关为国务院及主管部门。1987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不应制定司法解释性文件的批复》中强调，“具有司法解释性的文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均不应制定。”此后，《立法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暂行规定》（1996年12月）、《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2007年3月）以及《人民法院组织法》进一步明确了法律解释的主体、权限、程序等。根据这些规定，除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其他任何机关，包括行政机关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都无权行使法律解释权。而且《立法法》第10条还规定了司法解释权和行政解释权具有不可让渡性，即被授权机关不仅“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并“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