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审判机关监督力度不够，对适用缓刑免刑比例高渎职侵权案件的抗诉率低，未能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
2.审判机关原因
部分法官未能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出发认识渎职侵权犯罪问题，没有深刻认识到渎职侵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导致对渎职侵权犯罪分子从轻处理。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大，对渎职官员自首或立功法定从轻减轻情节认定比较宽。而官员往往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对国家政策和法律比较了解，善于玩文字游戏和钻法律空子，容易表现出有悔罪表现，认罪态度好的假象，法官没有加以甄别即予以认定。对渎职侵权犯罪者的立功、自首从宽认定，再加上法律对缓刑免刑适用条件比较原则，法官有“自由操作的空间”，自然会导致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缓刑免刑适用率畸高。
四、解决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之对策
（一）加大宣传，提高渎职侵权犯罪危害性的认知度，从思想认识上重视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渎职侵权职务犯罪造成的后果不仅给国家和社会造成重大损失，而且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危及公平正义。可以通过举办渎职侵权宣传周活动，以案说法警示教育宣传展览，加大媒体宣传等多种形式提高公众对渎职犯罪犯罪认知度。
（二）提高渎职罪法定刑，增设资格刑和财产刑，明确构成要件，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法定刑设置要加以区分。
“罪行相适应，就是罪重的量刑要重，罪轻的量刑要轻，各个法律条文之间对犯罪量刑要统一平衡，不能罪重的量刑比罪轻的轻，也不能罪轻的量刑比罪重的重。”[13]为了解决渎职罪罪刑失衡问题，立法机关可以提高渎职罪的法定刑，具体可以参照贪污贿赂罪的法定刑，以发挥刑罚的威慑作用。增设资格刑和财产刑，进一步强化对渎职者的惩罚力度。法检两家尽快出台司法解释，对渎职侵权犯罪构成要件予以明确化。对渎职侵权犯罪者在适用缓刑和免于刑事处分设置限制条件。我国《刑法》第397条将故意形式的滥用职权罪与过失形式的玩忽职守罪，第398条将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与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规定在同一条文中，并规定相同的法定刑，明显违背了刑罚配置上的均衡性原则，这必然影响到法律的公正原则。故意罪过比过失犯罪主观恶性大，因此，建议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分别予以规定，并且故意犯罪要比过失犯罪设置更重的法定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