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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宪政实践新论

  

  所以,北洋政府尤其是袁世凯称帝以前这段时期的民族政策和相关宪政制度建构,尽管存在着政令难以完全畅通、有些制度侧重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笼络而未能给予广大少数民族同胞权益以切身维护等弊端,但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平等、共倡共和等五族共和宪政思想的基本要义方面,还是基本贯彻实施的,而且,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由于存续时间过短,其五族共和的宪政构想很大程度上实际是北洋政府时期建立了蒙藏事务局等具体民族治理机构后才得以付诸实施。


  

  而辛亥革命后南北和议清帝退位,虽然以前常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性的体现,但在当时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安定,起到了相当的积极作用,且更是五族共同缔造共和的最生动彰显。因此,梳理五族共和的宪政实践,南北和议与北洋政府时期的相关宪政努力均不容忽视。


【作者简介】
常安,男,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宪政史、民族与宪政问题。
【注释】

一些学者对曾对孙中山作为“五族共和”提出者表示质疑,如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则认为:“五族共和”一词来源于杨度1907年撰写的《金铁主义说》,(见其文《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论》,载于《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第5期)。对此,笔者已在他文中加以具体论述,即如果要追溯五族共和思潮的源头,则梁启超和严复的五族建国思想也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且五族共和论的最终完成本就是在清末民族观的宪政论战中得以完成。
参见坊间中国近代史研究专著中对于南北和议的评价,如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清政府的颠覆与中华民国的成立”章节中对南北和议即持完全否定态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268-307页。
参见“伍代表解释优待清帝条件”,《东方杂志》,1911年8卷10号。
参见“蒙古王公与虚君共和”,《大公报》1912-2- 8。
参见“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1911年第8卷第12号。
参见张羽新:“蒙藏事务局对藏政的管理”(上)、(下),中的具体论述,《中国藏学》2003年第1、3期。
参见“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1912年8月1日,第9卷第4号。
参见“恢复达赖喇嘛号令”,《东方杂志》,1912年12月1日,第9卷第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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