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党与法的关系，也是迄今尚未完全摆正的老问题。所谓不能“以党代政”，实质上是不能以党权代国权，以党规代国法。虽则在正常的宪制下，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宪法和法律一般是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的统一；但当党的主张（特别是地方党委的主张）同人民（人大）的意志（法律）不一致时，则应当服从人大和法律。现在讲“三个至上”（即党的事业、宪法法律、人民利益至上），如果它们发生矛盾时，谁至上？——显然，最终应是人民利益至上。因为党的事业和宪法法律都必须以人民利益为依归。
现今有些党政官员虽言必称法，却有意无意地扭曲法治的原则。他们把依法治国（重心是依法治权治官）变为主要是以法治民；他们立法谋私，执法违法，或者以法抗法，以小法（维护本部门、本地方利益的规章和“红头文件”）冲击、抵制大法（宪法和法律）。他们还乱用“两类矛盾”论，把日益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单化为政治上的敌我两类，非我即敌，以所谓“六条政治标准”或者哲学上的“对抗与非对抗性”来划分敌我，把依法抵抗政府侵权行为的人民群众视为“敌对势力”，予以压制，而不是诉诸法律。有的官员还爆出一些违反法治的雷人怪语，诸如“法律不是挡箭牌”，“你是准备替党讲话还是替老百姓讲话”，“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做不上访的良民”（这里潜台词是上访者都是“刁民”），“如果你上访，还只是人民内部矛盾；你要罢免市长，就是敌我矛盾。”“谁耽误嘉禾发展一阵子，就让他难受一辈子”，“什么法不法，老子就是法”……等等。都是对宪政的无知和对法治的蔑视！
治党也不能违法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还要求党章、“党法”不能与国法相抵触。政党在治理本党事务时有一定的自治权，但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截至1976年，全世界有157部宪法文件对政党作了规定，大多强调各政党的组成宗旨和纲领、组织原则和对内对外活动，都必须符合民主宪政原则、公开性和非暴力原则。德国的《基本法》（即宪法）规定：某一政党意图侵犯或废除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是违反宪法的。法国宪法第4条规定：各党派必须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和民主原则。我们中国共产党也应是现代的民主政党，不能借口党的“铁的纪律”，剥夺党员作为公民应当享有的宪法权利，如基本的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等。恩格斯1889年在批评丹麦党把持不同观点的党员开除出党的作法时，曾经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