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由于过去我国执政党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治党路线，轻视和践踏法治，导致党和国家及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受其害，即使是党的高层领导人也难逃劫难。1959年通过一个党内会议，就可以按党的领袖的意志把人大选举产生的国防部长彭德怀罢免，最后置于死地。文革中他的一张大字报就可以打倒一个按宪法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待到被残酷批斗的刘少奇拿出宪法来试图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时，为时已晚，最终屈死他乡。我还亲聆彭真在1979年刚从秦城监狱中“解放”出来就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时说过：他坐过6年国民党的牢；没有想到文革中，他竟又坐了9年半我们自己党的牢。这不能不引起他，以及许多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狱的老革命的沉痛反思：这是“为什么”？——终于恍然大悟：这是过去党轻视法制、破坏法制所受的惩罚，否定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
“以党治国”还是“法治天下”？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无法无天的乱局已经得到纠正，法律制度和举国上下的法治意识都有较大进步。但毋庸讳言，某些漠视宪法的旧思维和违宪的行为仍不时发生，一些部门和地方近年还有所加剧。
是沿袭革命党的惯性，“马上打天下也继续马上治天下”，还是法治天下？是以党治国，还是依法治国？至今有些党政干部不能说已完全搞清楚。譬如，有人说，司法是“小技”，要服从政治“大道”，要服从“党的绝对领导”。这种观念使人不禁记起1958年6月最高法院党组向党中央的报告，其中就提出，“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批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这不但否定了宪法规定的法院独立审判权，而且把共产党置于违宪的境地。因为所谓“绝对领导”就意味着排斥其他任何领导；而法院和检察院却是由人大选举产生的，要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其实，这种错误观念早就受到刘少奇的批评，他指出：“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1～4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