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国家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1]，在“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宪政构架下，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审判和行政机关的行政依法实施法律监督权，与此同时，检察监督权也受审判权和行政权的反向制约。为此，检察监督权便应当在民事诉讼法所构筑的权利、权力关系网络中占有重要一席位置。
1982年3月，《民事诉讼法（试行）》颁行。在该新中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中，检察监督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被写入了它的总则（一般规定）之中[2]，这不仅对中国特色民事诉讼程序基本原则体系的形成有助成之功，同时也昭示着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以昂然之姿，登上了中国民事司法的历史舞台，开启了检察监督制度在新的领域的新征程。
检察监督原则作为民事诉讼中的重要制度性杠杆，从其产生之时起，就肩负着制约审判权、解构审判权、保障诉权、完善诉讼结构的历史使命。历史地看，中国民事诉讼制度脱胎于“民刑不分”的旧传统，其以独立的姿态从“民刑不分”的状态中发展而出，天然地带着诸多的制度性桎梏，致使民事诉讼的原初结构处在失衡状态。在此状态中，审判权一权独大，诉权极度羸弱，匮缺起码的制约力和平衡力，诉讼构造的天平难以避免地倾斜于审判权一边，由此导致强势职权主义或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得以最终形成。
强势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带有浓厚的司法专断色彩，法院的审判职权超然庞大，致使司法公正的水平始终偏低，人民对于司法的信赖心理难以稳定地形成，司法最终陷入危机泥潭，民众对于司法的不满情绪日渐增长。这预示着强势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必须改弦更张，另谋新路。
改革强势职权主义的基本理路无非有二：一是导入外在的权力因素，以权力制衡权力，使审判权在应然轨道中运行。二是强化诉权，并导入外在的权利因素，实行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制衡机制。此所谓外在的权利因素，主要指前述陪审制装置。在此二理路中，前一理路具有比较优势。原因在于：其一，符合我国的宪政构架，人民检察机关是宪法所设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具有监督审判权的宪法职能，是我国制度构架中可以利用的现成的权力配置因素。其二，检察机关的监督具有职业性和专门性，能够以最低的司法成本获取最大的司法效益，而且很快就能够娴熟地切入到民事诉讼的复杂构造之中，降低了制度的试错成本。其三，我国国民司法素养，包括有效地参与司法的能力与水平，都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予以培育，目前就其平均值而论，尚难期其满足制衡和约束审判权的高度要求。此外，我国律师代理制度尚欠发达，法律服务市场尚不够成熟，难以胜任新型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内在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