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我国应当进一步完善口供补强规则，细化口供补强规则的具体内容。补强证据既可以是直接证据，也可以是间接证据；既可以是其他形式的言词证据，也可以是实物证据，但是补强证据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条件：第一，补强证据必须具有证据能力，非法证据即使在实质上是真实的，也不得作为口供的补强证据。第二，不能与口供作出实质性区分的证据，不能构成补强证据。如记载有口供之内容的讯问笔录即属此类。第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其他场合所做的陈述，如果没有其他附加证据的，也不得单独作为本案中口供的补强证据。第四，共同犯罪的案件中，其他共犯的供述不得作为口供的补强证据。
三、完善直接言词原则并确立传闻排除规则
有学者提出，我国死刑案件证据审查、采信活动存在的问题之一即是，死刑案件证据审查采信在庭外完成，直接和言词原则得不到贯彻。[5]具体表现在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等在绝大多数案件审理中均不出庭接受法庭询问，法官对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的法庭调查，仅局限于对书面证言、书面鉴定结论、书面陈述的审查。在对待被告人供述的态度上，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旦被告人在法庭上所作陈述与侦查笔录上记载的供述相矛盾，往往视被告人翻供，而直接以之前侦查笔录记载的供述定案。与之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我国没有确立传闻排除规则，大量死刑案件以传闻证据直接定案。具体表现在死刑案件的证据审查中，绝大多数证人、鉴定人、被害人不出庭作证，控辩双方无法对对方证据进行有效质证，法官采纳和采信的多是书面证言、书面陈述、书面鉴定结论，导致大量死刑案件实际上以传闻证据作为定案依据。而传闻证据的不可靠性，势必无法满足把死刑案件都办成“铁案”的要求。因此，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和传闻排除规则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证人出庭作证成为当前刑事诉讼中的最大难题。
《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如《刑事诉讼法》第47、149、156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3、58条的规定。但现有规定还很不完善，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真正得到落实，离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例如，审判委员会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讨论和最后决定制度，证人、鉴定人普遍不出庭现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