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干预
直到从清末戊戌变法开始，中国开始了对行政法学的研究，主要是开始引进外国的行政法理论。[3]民国时期，依靠引入西方国家的行政法并以三民主义、五权分立理念为指导，创设了本土化的中国行政法学体系。1932年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诉讼法。应该说，此种景象，对于行政法学在中国的启蒙极其重要。
新中国时期，特别是1950年代，中国在国家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基本上照搬苏联模式，这使我国的行政法建设受到了偏向的误导，包括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一度陷入日丹诺夫时代。[4]当时由于受到“法律虚无主义”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同其他部门法一样，行政法和行政法学受到了冷落。国家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和党的文件管理国家事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行政法与行政法学得到了迅速发展。1983年，新中国第一部行政法学教材《行政法概要》和第一部行政法理论书籍《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对促进中国行政法学的教学研究、建立行政法教义、普及和发展行政法学有着重要意义。此后，1989年《法国行政法》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中国行政法学进入发展阶段，在这一年，我国的《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
从1983年开始，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法的价值取向进行了不同的定位。几种理论中，有理想型的理论、援引西方现状的理论和折中性的理论。认为古代行政法强调行政机关管理、不重视相对方权利，其理论基础是“管理论”。认为近代行政法则强调保障行政相对方权利、尽可能限制行政机关管理，其理论基础是“控权论”。而认为现代行政法在本质上是追求行政机关与相对方权利义务总体平衡，其理论基础是平衡论。{1}但是，从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分析看，当时的立法者最后沿袭了原苏联模式的管理论理论。可见，上世纪90年代，在探索依法治国的过程中，行政法真正为国所用的是发挥其管理方面的作用。从其后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立法中，行政法立法总数占到立法总数的接近一半以上，基本涵盖了管理社会和经济的主要方面。[5]
二、行政法的病灶诊断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立法工作加快了步伐。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立法方面的问题，特别是行政立法出现了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部门立法、利益集团立法等不法现象时有发生。由于效率一词在政治领域的滥用，“有效率”、“效率高”被等同为“快”，行政法的效率观出现了认识上的模糊，由此导致了行政法发展的阻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