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过路费案”定性分析
刘宪权;李振林
【摘要】“天价过路费案”存在诸多争议，但其中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予以澄清：我国《
刑法》第
266条中的“财物”一词实际上包含了财产性利益的内容，因而骗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完全可以成立诈骗罪；增加收益和减少支出均可以成为诈骗罪的表现形式，骗免通行费本质上属于非法骗取他人财物；无论本案行为人所使用的军车牌是真抑或是假，其骗免通行费的行为都可以构成诈骗罪；本案行为人并不构成非法使用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抑或合同诈骗罪。
【关键词】天价过路费；诈骗罪；非法使用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合同诈骗罪
【全文】
一、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诈骗罪的对象
根据现行《刑法》第266条的规定，诈骗罪的犯罪对象通常是指财物，行为人在客观方面也多表现为直接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在“天价过路费案”中，行为人不是直接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而是以欺骗手法通过不缴纳费用而取得过路权的方式，实际获取利益。对此，有人认为，本案行为人只是骗取了高速公路公司的服务，而“服务”不能成为诈骗的对象，因而行为人的行为不能以诈骗罪认定，也有人认为，服务是一种财产性利益，而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诈骗罪的对象。笔者认为，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诈骗罪的对象，这应该已经形成定论。但是，就本案而言，我们不能从“骗取服务”的角度来分析案件的性质。因为从表面上看，本案行为人挂假军车牌确实骗取了高速公路公司的服务，但实质上，行为人只是利用高速公路公司对军用运输的优惠政策，以达到免交过路费的目的。本案从高速公路公司损失角度分析，其损失的实际上是服务背后的应当收取的养路费、通行费等各种规费；而从行为人收益角度分析，其实际上获取了应该支付而没有支付的费用。笔者认为，无论是应收而未收的规费，还是应付而未付的路费，均属于财产性利益，与诈骗罪对象中的财物没有本质区别。有学者提出，所谓财产性利益，是指财物之外的有财产价值的利益，即可以用金钱衡量或估价的物质利益，其直接体现为某种经济利益，包括各种足以使财产得到增值的情况。这种利益既可能是永久的利益，也可能是一时的利益；既可能是积极利益，也可能是消极利益。积极利益是指取得权利之类的含有积极增加财产意义的利益；消极利益是指免除债务之类的不消极减少财产而发生的利益。[1]笔者认为，尽管我国《刑法》第266条有关诈骗罪的对象在立法上的表述是“财物”，而没有直接表述为“财产性利益”，但是，这里的“财物”一词实际上包含了财产性利益的内容，因而骗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完全可以成立诈骗罪。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将财产性利益纳入诈骗罪的对象，符合《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的保护对象的要求。《刑法》分则中的章节标题，基本上明确了各章节之下法条的保护对象。我国《刑法》分则第五章规定的是侵犯财产罪，这一章节标题就明确指出了该章节之下各法条的保护对象就是财产。而这里的财产，不仅包含一般财物，还包含财产性权利；不仅包含所有权，甚至还包含债权及其他财产性利益。因为，“随着现代生活的日益丰富，现代社会对财产的衡量，已由对实物的占有让位于主体实际享有利益的多寡，财产权表现为庞大的权利系统，并可抽象为具有财产性质的利益。换言之，财产是主体在物上的权利或加于其他人的非人身性权利。前者包括主体在物上的所有权或其他排他性权利，后者则包括债权和其他含有财产内容的请求权。”[2]因此，既然《刑法》分则第五章标题表明了其保护对象就是财产，那么，对该章各个法条所述“财物”就应当作为财产的表现形式来理解。由于财产包括财产性利益，作为其表现形式的“财物”，在内容上理所当然地包括了一般财物和财产性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