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三机关之间制约不足而配合有余，往往出于某些案外因素，为达成双方或多方均能接受的处理结果，从而对案件做出某些非常规的处理。这些掌握国家公权力的司法机关之间关系处理的非法律化，往往导致法律的虚无和随意。如遇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法院往往并不直接作出无罪判决，而是建议检察机关撤诉进而使案件补充侦查或撤案。再如，在一些地方，“三长会议”[9]、“协调定案”制度盛行，往往以“事关大局”为由，由政法委牵头，动辄召开所谓“三长会议”，实行“联合办公”，对所谓“本地区有影响、有震动”的大要案进行“协调定案”。
（三）“隐形程序”对刑事司法的负面影响
在我国的刑事司法环境中，“隐形程序”和正当程序常常相伴而生、结伴而行，如影随形，但其却不能够登堂入室，为大众所知晓。“隐性程序”虽然对弥补法律漏洞和提高诉讼效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负面效应却不容忽视。
1．对程序公正的不当影响
英国有一句古老的箴言：“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能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Justice must notonly be done，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这是英美普通法自然公正原则要求过程公开的最朴素的表达方式。这句法谚大体意思是说正义应当通过公开的程序加以实现。相反，“没有公开则无谓正义”[10]，因为“一切肮脏的事情都是在‘暗箱作业’中完成的，追求正义的法律程序必然是公开的、透明的”[11]。因此，程序公开是程序正义的重要内容和必要前提，它不仅包括结果公开，也包括整个过程公开。也就是说，“看得见的方式”也是程序正义不可或缺的内在品质之一，正义实现的过程也应当符合一些“看得见”的标准及尺度。[12]然而，“隐性程序”是司法人员在法律所明确规定的程序之外实施的自利性的任意行为，不受程序法的调整和约束，没有统一的行为模式，随意性较大，因而是一种排除正当程序、失却规范的行为。“隐性程序”的广泛存在，使得广大民众无法充分了解司法权力及整个诉讼程序的运作方式，无法亲眼目睹实现正义的全过程，从而不利于增强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认同感，使公众对司法产生怀疑，甚至丧失信心，进而严重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
2．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漠视与侵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