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刑法第20条的规定，第一，只有“为了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第1款），才可能是正当防卫。如果邓玉娇杀人直接起因于“争执”，便否定了“不法侵害”的防卫前提。“不法侵害”是加害人单方面率先发动的，而“争执”是双方之间你来我往、相互进行的。因琐事争执而用刀捅人致命部位引起死亡结果，不是正当防卫，必须承担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第二，“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第2款）。如果邓玉娇杀人具备“不法侵害”的前提，但这种“不法侵害”比较轻，仅仅是“推坐在沙发上”，那么杀人就超出了防卫的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情况下的故意杀人犯罪。防卫过当虽然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免除处罚不是免罪和免责。第三，“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的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第3款）。如果邓玉娇当时并没有面临正在进行的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的侵害，只是一时被“拦住”去路，则杀人不可能成为“特殊防卫”，也不是普通的正当防卫，甚至连防卫过当都不存在，而是地地道道的故意杀人犯罪。
其实，邓玉娇案件中还存在另一个认定无罪的途径—确认她患有精神病的“抑郁症”。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如果认定邓玉娇患有精神病且在当时发作导致失控，则不能要其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这种认定除了可以解脱邓玉娇的刑事责任之外，还会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是邓玉娇“享受”精神病人的待遇，需要到精神病院去治疗，受到相应的监护措施；另一方面，对方是否犯罪，对于解脱邓玉娇的刑事责任变得不再重要，不是正当防卫，邓玉娇照样可以无罪，这意味着对方无罪，也不会因此使邓玉娇有罪—双方可以“皆大欢喜”。显然，这是同情邓玉娇的网友不愿看到的结果。
我国刑法能使邓玉娇无罪的途径有两条：一是第20条；二是第18条。只要满足其中任何一条，邓玉娇就可以解脱刑事责任。同情邓玉娇的网友最希望第一条道路的走向，而对第二条道路也能勉强接受。但是，一旦确认两种情况都不符合，即两条解脱刑事责任的道路都走不通，邓玉娇就不仅成了一名罪犯，而且成了毫无理性的暴躁、凶悍的女人。她将在失去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人们的同情。
法律是无情的。在邓玉娇案件中，如果不能认定邓贵大等人有实施强奸（未遂）的行为，也不能认定邓玉娇患有属于精神病的抑郁症，那么我国刑法第18条（责任能力）和第20条（正当防卫）都无能为力，邓玉娇将肯定构成犯罪，承担刑事责任。无疑，以既定事实为根据、以现有法律为准绳的刑事司法可以也应当这样了结此案。然而，法律又是有情的。刑法学界仅以这样的结论收场，就太对不起那些怀有正直同情心的网民了。众多网民的呼声虽然夹杂着感情用事和不谙法律的成分，但不能因此忘记，法律需要考虑民众的道德期待和公平价值期待，哪怕是一种模糊的盲目的期待—正义的法感情或法感受。网民为什么会同情邓玉娇？仅仅是因为她平时所处的弱势社会地位吗？不！更主要的是她当时在强恶势力面前所处的实际弱者地位，只不过，她的弱势社会地位又强化了她当时受到欺凌的弱者地位。于是，民众心目中的天平严重倾斜了—养尊处优好处占尽的官员酒后放纵，多名大男人欺负一个善良正直地位卑微且勤劳而无助的小女子—实在是太过分了！民众会由此感到：弱势女子反抗强恶势力的勇敢维权行为值得法律的肯定，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我们尊重这样的法感情，就应当努力去探寻一种（在强奸与精神病都不能认定的）类似情况下让我们的立法和司法还能够肯定邓玉娇们的机理。罗克辛教授大力倡导的客观归责理论正属于这样的一种机理。
二、从罗克辛的客观归责理论看邓玉娇能否免责
如果邓玉娇案发生在德国，其刑法典中有两个条文都有可能解脱邓玉娇的罪责：这就是规定精神病的第20条和规定正当防卫及防卫过当的第32条和第33条。从条文涉及的问题来看，显然与我国刑法第18条和第20条相对应，但从其包含的具体标准来看，却并不完全相同。
